疫情爆发伊始，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抗击病毒之战，竟然会衍生出产业链争夺战。

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向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尽快考虑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支持，这里的费用是指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资本支出成本。

无独有偶，同一天，日本也出手了：有媒体报道，日本愿意花费22亿美元帮助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

美日同时要企业大搬家，表面是疫情之下，希望制造业回迁带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率，实际上是在重构产业链、争取更多发言权。

事实上，关于中美脱钩论的言论早已盛行，不少分析认为，疫情让中美脱钩成了更大的可能。

有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将迫使中国经济与外界脱钩，中国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将被取代。从今年1月末至2月中下旬，海外主要股市连续大幅上涨，国外学者认为海外市场已顺利完成了与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更是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

然而，中美会否脱钩、世界能否和中国脱钩？

从全球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看，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处于上游，并占据着主导权；中国处于中下游或靠近中上游的位置。

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也表明了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身份，这与其自身的几大优势有关：

首先是完备的工业体系。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据世界第一。这让中国有条件为各种工业生产提供配套。

其次，良好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得分由2016年的63.1分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77.9分，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是全世界大企业中国建立工厂的重要考量。

再次，拥有高素质且低廉的劳动力。

中国庞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是成就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规模从1978年的5.537亿激增至2015年的峰值9.960亿，之后开始下降，2019年回落至约8.964亿人，虽然人口红利消退，但目前仍然是全球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人才红利优势逐渐显现。2018年中国粗文盲率已降至4.9%，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达99.9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22.9%，2018年提高到29.3%；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由749万上升到834万；从1999年扩招到2019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亿，这个规模可谓全世界第一。高素质人口也是跨国企业青睐中国的因素之一。

其四，良好的基础设施。

2018年中国物流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第26名，优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全球十座最高大桥，中国拥有8座；最长跨海大桥、最长公铁两用桥等“世界第一”都在中国。高铁规模世界第一，高铁营运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规模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中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4.65万公里，高速公路达14.26万公里；世界十大港中，中国占了七个。

此外，中国持续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从修订外贸法规、取消贸易经营权限制、削减关税，到开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中国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一些条件的变化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形成挑战：

其一，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往往以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但如今以往粗放式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面临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切换，洼地效应基本消失殆尽。

其二，各种成本不断上升。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从2008至2017年，中国就业人员实际工资上涨了8.2%，明显快于越南、印度等国。此外，2008年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以往针对外资企业采用的诸如降低税率、定期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已被逐步取消。加之去产能、环保成本提高等一些列因素，让一些国外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其供应链生产环节。

其三，中美贸易摩擦让不确定因素上升。

根据2019年2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正在推迟在华投资，近20%的企业正通过在中国境外寻找零部件和/或装配来调整供应链。

其四，发达国家的产业回迁。

不仅美国、日本谋划产业链搬家，欧洲一些国家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也在采取行动。

德国政府于4月8日修改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阻止遭受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此举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目前，德国玩具商正在将生产线转移回欧洲，包括回归德国。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4月1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一点我能肯定的是，会有越来越多想要节约成本的企业将面临单一供应来源的挑战。”“为了确保欧洲方面能够获得足够的供给，我们必须在更近的地方得到哪些产品？比如，疫情中最重要的医疗用品。”

除此之外，自去年开始，就已有部分欧洲企业出现产业链转移。据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审计机构QIMA统计，2019年欧盟的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增加了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的采购量；而受欧盟企业的委托，该机构于2019年在非洲和土耳其的质量管控和审计的业务也同比增长了40%。

上述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让跨国企业重新考量产业布局，不过，即便如此，外界与中国脱钩也并非易事。

麦肯锡咨询公司2019年发表的中国与世界报告指出，中国是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该报告估算，中国对全球制造业的贡献达35%，其中零部件占外国品牌手机的35％－50％、农业机械的60％－80%、电子汽车的60％－75%，玩具生产的80%。

以苹果为例，在200家主要供应商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有41家，占比超过20%。与中国脱钩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其中，苹果的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集成智造在中国，股票上市在美国，在全球各地销售，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都因此获益，离开中国，各利益群体都会深受影响。

一份研究集团HIS Markit的报告称，中国占全球显示屏产能的一半以上，其中武汉占了5家。此次疫情期间，由于武汉封城和全国范围下的延迟返工，已经影响了这些显示屏的生产，造成了价格上涨。比如，尺寸小于65英寸的面板涨价至少1到2美元。离开中国的供应链，涨价将不止是目前看到的。

就连药品供应也离不开中国：美国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来自中国，胰岛素、抗抑郁药、血液稀释剂等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中国供应链。

另外，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也意味着产业链不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云集中国，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成本洼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市场待发掘。

时至今日，中国市场空间不断释放和扩大。从总量上看，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0987亿元，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与美国相差约2700亿美元。如此大的市场和潜力，是任何跨国企业都不愿轻易放弃的。

2019年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企业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市场。

然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必然会推出相关政策驱动产业链回迁，而这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企业、市场的博弈和挑战。

那么，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哪些变化？

首先，短期内大量国外企业撤离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在世界产业链的位置的可能性不大。

欧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工会组织都是难以改变的世纪难题；东南亚国家的物流、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的改善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次，中国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机电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接近60%。

以深圳为例，2019年深圳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比重达76.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比重的48.4%；以宁波为例，全世界90%以上的缝纫机整机厂采用德鹰精密公司制造的旋梭；宁波的博德高科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用于切割高精密零部件切割丝市场；宁波慈星电脑横机产销量世界第一。

再次，疫情后世界一些经济体提高“自供比”、对冲单一国别依赖的可能性很高；另外，“去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也会继续。

疫情让“和全球化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被定价”，所以全球供应链的“去全球化”调整一定会在某些方向上出现。

只是，在短期内各个国家很难建立起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更多产业链影响的分析，参见福卡相关报告《如果世界开始“封国”，产业链将断裂到什么程度？》系列文章（包括《产业受灾地图》、《全球贸易前景》《国家受灾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