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企业到了再造与创业迭代的时刻。而从根本上来看，企业再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信息经济对工业经济的再改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此前一路蓬勃向上的日子就结束了，开始了坐过山车般的日子，特别是近两年更是跌宕起伏，生之多艰。行业性大变局正把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到危机的风口，某些企业前一年或还在荣耀的巅峰，转眼间下一年就挣扎在生死边缘。
比如，前几年还沉浸在票房高增长狂欢中的影视企业，眨眼间全行业进入寒冬。2019上半年电影票房出现了9年来首次下滑，总票房是311.66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其中，国产电影票房净减少超过32亿元。与下滑的票房相对应，在16家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影视公司中，只有3家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余13家皆大幅减少，其中还有8家出现亏损。
游戏业也从赚钱赚到手软进入到“风雨飘摇”期，裁员或高达70%，就连腾讯、网易这样的大厂，都惨遭股价和业绩双杀。
房地产企业更是遭遇债务危机。今年 7月10日，3万亿信托融资路径被封堵之后仅一周，规模10万亿级的银行贷款，也被监管层窗口指导，严控房地产贷款规模。2019年下半年重点房企还有1700亿要还，而进入2020年，房企的还债规模将突破5000亿，2021年更进一步，需要还6000亿。在调控与市场双重挤压下，全国已经有271家中小房地产企业相继宣告破产清算。
汽车业更是苦不堪言。随着汽车销售从连续28年的高增长转向负增长，众多车企陷入困境：经历过被拯救和主动瘦身之后的庞大，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推向了破产重组的边缘；海马汽车被ST后只能靠卖房求生；比速被爆工厂停产；众泰也爆发了 “欠薪门”。
此外，在曾经万马奔腾、如火如荼的新经济领域，众多明星企业也纷纷跌落神坛。一度叱咤风云的摩拜、ofo如今几乎销声匿迹，徒留一个个无人问津的共享单车坟场，或能让人想起他们昔日的辉煌。滴滴、美团等则在裁员、收缩中煎熬。
01四大周期下行拐点叠加
缘何当下诸多企业如履薄冰、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从宏观上来看，企业面临四大周期下行拐点叠加。
一是去产能不断深化。
不仅对钢铁和煤炭等“老大难”产业连年加码，在2016、2017年两年间，钢铁去产能超过1.15亿吨，煤炭去产能超过4亿吨。自2018年起，有色金属、船舶制造、炼化、建材等行业也跻身重点去产能清单，去产能范围不断扩大。2019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钢铁、煤炭去产能施工图已敲定。
二是环保风暴施压。
过去的两三年间，环保督查一浪接一浪，对众多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已经核查出“散乱污”企业17.6万家。即便侥幸存活下来，原材料上涨、环保投入增加等因素也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
三是贸易摩擦寒霜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起起伏伏，虽然谈判还将是拉锯战，但影响早已显现。加征关税之后，外贸出口企业利润空间直接不复存在。真可谓“出口订单却被雨打风吹去，内销订单更是凄凄惨惨凄凄，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
四是第四次金融危机不断演变。
从外围的资源型国家、新兴市场到中美等核心国家，金融危机不断传导，不仅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更会带来外汇资产的安全和价格风险。
在经济红利期，很多企业的营收增长不是自身能力增强，而是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收益。
一旦面临下行压力，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不足乃至缺陷“原形毕露”，连一些大型跨企也纷纷开始被动“驱寒”，或裁员，或对企业组织架构动刀。
02四大冲击
从微观上来看，企业则面临四大冲击。
首先在于领导“合法性”。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一是传承难，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75岁，在未来5-10年内，全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企业传承大考。
而第一代创始人退出、身故后，企业常常陷入股权重新分配、争夺继承权等混战之中，致使企业分裂甚至破产倒闭。
二是合伙人制度实行难，中国自古重人情而轻契约，没有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构，从合伙到散伙不过是一步之遥。从新东方三剑客，到万通六兄弟，再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国美之争等不胜枚举。
三是管理难，90后等年轻一代已成为职场主力军，90后闪辞、90后工作不靠谱等新闻不绝于耳，年轻人正不断挑战着既有的管理规则与方式。
其次在于业务坚守与调整。
一边是市场低迷下的生存和发展瓶颈，另一边是技术创新裹挟之下市场格局的快速变化，“不转型等死”，如曾是“中国酱油第一股”加加食品，在消费者口味不断多元化的趋势下，其酱油产品却固步自封，仅有2大系列4种单品，与海天的9大系列30种单品相距甚远，销量自然停滞不前，2018年一度陷入债务危机。
“转型是找死”，盲目走上转型道路，不仅使得原有业务被削弱，而且在新领域缺乏专业根基，往往顾首不顾尾。
如董明珠的“造车梦”，在南京、石家庄等地铺设11个工业区，随之而来的便是银隆汽车负债高达237.67亿元，如今已大面积停产。
再者，竞争力迭代与创新。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的成功不再归功于短暂的或偶然的产品开发或灵机一动的市场战略，而是企业“偷不去、买不来、带不走、流不掉”的核心竞争力。
而动态生长的竞争力需要不断地投入与创新，即便是苹果这样的大企业，当手机行业的暴利期已过，研发投入的不足也使其创新屡被诟病，2017年，苹果公司花费了127亿美元用于研发，仅占其收入的5.1％，创新不足的苹果难以再现往日辉煌。
最后，价值认同与文化形成。
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进入到“形而上”的文化形成阶段，用涵盖使命、愿景的价值认同来收敛人心，并为之奋斗，但很多企业仍停留在重资金、设备、技术、产品等有形资产的“初级阶段”，而那些当年盛行的“狼性文化”、“床垫文化”也面临着新人类与新时代的挑战。
03企业再造与创业迭代
宏观上的阴影还未散去，微观层面的“幽灵”又出现在企业面前，双重挤压之下，企业到了再造与创业迭代的时刻。
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再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信息经济对工业经济的再改造。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以资本权益为核心，遵循金字塔型管理模式。
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资本作为最稀缺的资源在企业生产和并购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企业治理范式以同股同权为原则、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此时，雇佣劳动使人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企业权力架构犹如自上而下的金字塔。
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转变，资本主导的条件和基础发生了变化，企业转而以知识、信息、数据等要素、流量为核心。
无论是数量众多的公司所采用的双层股权结构，还是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合伙人制度，都标志着同股同权、一元结构被釜底抽薪，企业趋向架构平台化、管理扁平化、业务模块化。
物联网“连接一切”肢解企业“中心”，市场主导权又从生产转向用户，当“自产自销”成为可能，集权式管理被扁平化组织所取代，在企业平台上，业务模块也可实现自由组合。
如消费者集结起来，扮演着贷款银行与投资公司的角色（众筹），自由职业者集结起来扮演着专车司机、外卖小哥的角色（众包）。
04企业形态从单一到多元
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形态显然也被颠覆。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生产的急剧集中使托拉斯这种垄断组织形式成为企业形态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美国的八大财团不仅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且控制国家政权。
在信息经济的改造下，企业发展的规模前提被抽离，企业形态也从单一走向多元，重回动物世界。
既有独占鳌头的霸王龙。科技革命浪潮造就了一批以技术见长的霸王龙企业，国外有亚马逊、谷歌等公司统治了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和最有活力的领域；国内有BAT商业帝国渗透进各行各业，外卖、打车、挂号就医，甚至贷款，无所不能。
又有异军突起的独角兽。头顶光环的“独角兽”个个是资本市场追捧的焦点。中国独角兽更是成长快、范围广、爆发集中，据统计，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202家，总估值7441亿美元。
也有后劲十足的瞪羚。创业之路上，80%以上的征途坠落于“死亡谷”，只有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瞪羚企业能够跨过死亡谷、进入高成长期。不仅群体大，2018年，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数量达2857家，是2015年的近一倍，所有企业研发投入高达7％，近三年年均收入增长率超过35％。
还有通吃四方的八爪鱼。当跨界打劫成为常态，企业的线性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要么在横向布局相关领域，充分发掘核心能力；要么选择在产业链上进行垂直整合，从上游的核心元器件，甚至原材料入手，到下游的产品、解决方案，开启章鱼足式扩张。
更有长命百岁的千年龟。时代推陈出新、市场风云突变之时，专心固守本行，以不变应万变未尝不是一种应对之策。
05顺势求变
信息经济的改造之下，企业的方方面面已“脱胎换骨”，在这种更迭之中，上帝似乎格外“青睐”马太效应、头部效应与先发效应。
市场经济叠加科技浪潮，让资源和话语权更多地流入大企业手中，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最后演变成为“赢家通吃”。
正如“先成为鸡头是成为凤头的捷径”，企业如果能加以利用，占据头部位置，更容易脱颖而出。
如瑞幸咖啡，2018年前9个月净亏损高达 8.57 亿元。对此，瑞幸淡定回应，亏损符合预期，会坚持补贴。
而那些无缘于头部的企业则往往寄希望于开拓新领域，抢占先发效应。正如“没有人记得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尤其是在唯快不破的互联网时代，在一个新领域，早期进入的公司可以通过免费、优惠等策略迅速积累起大量用户，这也是每一次新风口出现，总会吸引得各方势力竞相追逐的缘由所在。
如手机行业，在苹果的压力下，国产手机一度被边缘化，一些国产手机却在细分市场“先行一步”，以“拍照效果最好”、“待机时间最长”等为定位，集中资源快速发展，市场地位也由此得以巩固。
然而，左右企业命运的变量远非“上帝偏心”这么简单，在时代洪荒面前，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