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我国历史上，对人口增长前景的错误预判屡屡导致人口政策与实际情况的错位。逝去的时间已不能回头，对三孩经济前景的正确预估将可使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问世。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到后来出生证上“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的建议，再到骤然收紧的20世纪80—90年代，“宁让你家破人亡，不让你超生一胎”等标语出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直至今日网络上”今年六·一送小朋友的礼物是弟弟妹妹”的调侃，中国人口政策已发生过几次大急转。
不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社会舆论，在生育问题上的摇摆实际上体现了在人口数量预测方面的失误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政策错位。如今三孩政策及一系列配套措施相继出台，然而如果不能对三孩经济前景进行正确的预判，恐怕还是难以避免重蹈覆辙的结果。
01
50年代鼓励生育的形势误判
建国初期的人口政策以鼓励生育为主。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随之而来的是禁止打胎、限制节育、禁止进口避孕药等一系列举措。1953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公布结果，中国已有6亿多人口。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
然而不久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先后席卷全国，马寅初也被波及，围绕人口问题的学术争论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紧接着空前膨胀的人口叠加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是我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计划生育文件。
然而政策提倡相比于人口增速有明显的滞后性，合理控制人口数量的时间节点已经悄然流逝。1964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已过7亿，1966—1970年间净增人口超过1亿，到1970年我国人口达到8.3亿。快速增加的人口数量让经济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如何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忧虑为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埋下伏笔。
上世纪50年代对人口形势的误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对我国较大的人口基数认识不足。
中国历来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世，汉魏至清末始终占世界人口1/3左右，为人口增长积累了庞大基数。近现代中国战乱、灾害频发，暂时抑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却为日后和平环境下的补偿性回升积蓄了巨大能量。
二，认为简单增加人力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在中国，小农经济历时久远，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使简单劳动力的数量追加成为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就使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固化着偏好男婴和多生多育的传统生育模式。然而传统的农耕文明同时伴随着频繁的战乱、饥荒等天灾人祸，无形中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上世纪50—70年代，在国内和平、医疗卫生水平提高、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的大背景下，人口膨胀的速度很快超过了单纯的小农经济的承载力。在工业化发展还不充分的前提下，必然造成人口数量与经济情况的脱节。
三，低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1962年我国就发布了第一个较完整的计划生育文件，但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在当时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生育子嗣、绵延后代，一贯被视为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事，很难轻易被政策影响。实际上，当时大城市里的节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量大面广的农村却成效甚微。
总之，这三方面对人口形势的预测失误共同导致了尽管计划生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产生了政策错位。
02
生育政策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扩大，生育政策开始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至此，标志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
198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规定，经过批准农村可生二胎，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徇私舞弊要处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对中央的政策层层加码，实行了更严格的“一刀切”计生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到2010年时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降为0.57%。
与此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现了少子化倾向，比如日本于1997年步入少子化社会；2005年，德国新生儿数量介于68万至69万人之间，妇女人均生育率在欧盟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韩国甚至可能因为极低的出生率而成为第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降低，生育政策也逐步放开。
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后，国家卫计委确认，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较大。
全面二孩出台后，很多省份的二孩生育也没有达到预期，部分省份人口的出生率反而下降。回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国家严厉控制生育，只让生一胎，而许多人竟然不惜冒被开除公职、罚款和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之危险毅然超生，再对比今日之境况，不禁令人唏嘘。
此番对人口形势的又一次误判同样有三点原因。
一，市场经济已全面发展，却用计划的思想管理生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生育状况也经历了从穷人爱多生到富人愿多生的转变，实际上在20世纪末已经具备了逐步有序放开生育的条件。且当时60后、70后还处于生育黄金年龄段，那一代人绝大多数也不是独生子女，在生育观上更倾向于多子女。然而生育政策上的计划思想阻碍了改革的步伐，后来二孩政策的放开也过于缓慢、保守。等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终于落地时，最有生育欲望的60后、70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期。
二，多年严格的一孩政策已经改变了全社会的养育观念。
民众长期以来受到“只生一个好”的政策灌输，如今猛然间政策跳转为鼓励二孩、三孩，在观念上想让大多数人接受还需要较长时间。加上生育不仅是计生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民众生育意愿由于受到经济收入状态和生活水平等因素影响，生育观念已发生深刻改变，不再指望养儿防老，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倾尽全力培养唯一的“独苗”，许多独生子女身后都站着“六个钱包”。生育政策不仅影响着每个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更使全社会的养育方式由“散养”向“精养”转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小孩已远远不是民众家庭“私事”，更关系到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分配问题。
三，对人口的认识有失偏颇，片面地认为人口过多只会消耗资源，而忽视了大量人口可以产生的创新和消费动能。
严格的一孩政策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观点认为，我国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很少。这种观点占据主流学术话语权，长期压制不同声音，直到问题难以收拾。
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新技术革命可以使经济呈指数级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充足且结构合理的人口将带来巨大的创新和消费潜力，创造出新产品并提供足够大的消费市场，而庞大的市场又会反过来推动创新，形成良性循环，如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如今在全世界一骑绝尘，就是得益于拥有庞大而统一的市场。
过去流行的计生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危害，却忽视了其能够带来的更为重要的潜在发展机会。对人口形势的又一次误判，让中国错失了提早规避低生育率陷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最佳时机。
03
当下人口趋势的两种可能
随着七普数据的出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问题到了无法再回避的时刻。伴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一系列配套政策，如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3部行政法规，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以及规制教培行业以降低养育成本等相继出台，中国的人口政策似乎又一次走到了急转的路口。
然而究其根本，生育如今早已是一种市场行为，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需要付出的成本和能够带来的回报直接挂钩。依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一旦下降，是很难再次提升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人口出生率都低于2，如美国的出生率为1.8左右，德国的出生率为1.45，日本的出生率只有1.4，韩国的出生率更是只有1.26。
中国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可见，即便未来逐渐回归生育中性与自然，中国也仍可能面临长期少子化难题，但如果能够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那么生育潜力，特别是一部分中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潜力依然有望释放。
换言之，三孩经济要想真正奏效，并不是要让每个家庭都生育三个孩子，而是要将现有的生育潜能充分激发出来。
而生育潜能是否能被充分激发也为三孩经济带来了两种可能的趋势与前景。
一，三孩政策及相关生育、养育、教育配套措施不断完善，生育潜力得到较大释放。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因此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生育率有望重新超过1.5的警戒线，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三大影响。
1）改善国内人口结构，维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实现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平稳过渡：如果三孩政策见效，生育率可以达到1.8，那么配套当前的教育“双减”减轻家长负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措施，我国人口将继续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同时将有更多高技术人才补充到就业市场中，我国将完成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强国的转型。
2）缓释人口深度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如养老金缺口：按照可比口径，2019年我国各类养老金总计大约11.6万亿元，在当年99.1万亿元的GDP总量中仅占11.7%，这个比重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49.7%）。三孩政策如能奏效，年轻人数量在未来会继续增加，可以较好地缓解养老金压力。
3）新世代壮大与崛起，消费升级趋势深化：2021年被视为国潮的“当打之年”，Z世代为其崛起立下汗马功劳。如果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口，则将为中国经济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
二，另一种可能的趋势则是三孩政策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生育率持续低迷。目前国家为鼓励生育已经做出了极大努力，如为降低养育成本，“双减”政策让千万人面临重新择业的人生岔路口；四川省已经明确，“子女三周岁以下的夫妻，每年分别享受累计十天的育儿假，育儿假视为出勤。”同时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用人单位应当保障生育假、护理假待遇落实”，这些措施或多或少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
可见，国家为鼓励人口增长付出了较大的经济成本，如果人口增长达不到预期，这些成本也无法收回，至少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需提前做好预案，如在规制教培行业的同时为因“双减”而需要重新择业的人群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等。
总之，人口问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人口政策都很难一步到位，生育率的下降也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难题。在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养育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唯有符合经济规律与社会常识的人口政策，方能尽最大可能避免对未来人口形势预判的失误和人口政策的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