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我们近三年的研究》（获取文内报告的方式可参见本文末）、《为何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历史看未来》两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中国正面临通过二次市场化与二次体改“改变命运”的历史拐点，并分析了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原因和历史渊源。

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如何推进？对于这个问题，福卡智库《高层内参》2021年第29期《误把国策当“八卦”——“二次统一”将落实方方面面》作了论述，现将原文分享如下（有部分删减）：

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贯彻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已经造成社会发展的过度失衡以及“条块”关系的错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虽然中国经济超速发展，国力大幅跃升，但城乡差距、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同时出现，而且全国各地产业同构化严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以及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问题已趋向尖锐。

从此基础上来看，“二次统一”将落实到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在外围环境科技“卡脖子”、内部产业同构化的背景下，国家政策将长期坚守在全国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深入，产业集群、高度集成化的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将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

产业集群将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有机连接形成产业生态，形成技术自主和产业护城河。

正如2021年2月，发改委、科技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开始为中国智能汽车的全产业链打造规划路线图，从硬件到软件各个环节的技术自主才是最大的产业“护城河”，并逐渐将智能汽车产业以“模块化”的方式嵌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当中。

与此同时，头部企业的发展也将保持与国家、社会界面的统一。

华为开源、开放鸿蒙OS系统，并捐献给开源基金会，反映的不仅是任正非的政治智慧，也是企业壮大后商业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相比之下，某些企业IPO暂停、App下架等均是源自互联网头部企业难以与国家、社会界面相匹配，触及国家金融安全与信息安全，势必引起国家机器的监管与制裁。

近年来，国家财税制度安排也无不是遵循“二次统一”的改革逻辑，增强中央把握全局能力。

2018年，国税地税合并，让中国税收征管更趋统一规范,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平衡性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全国统一税制的公平性,为构建现代化国家财税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2019年，税务局成立社保司，明确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由于税务部门能够掌握各项所得税的基本情况，社保费由税务征收和执行将确保缴费基数与实际征缴基数的高度统一。

从社保到土地出让金，地方已有近20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全国税务“一张网”正逐步形成。

一来，中央通过统一收支、规范管理，有效打压地方和企业套利与权力寻租的空间；二则，中央对地方的收敛，从税到账的统一，也有利于中央摸底地方真实收支，解决央地之间的账目落差，进而寻求税收替代、增加转移支付，为下一阶段的央地分税制改革做准备。

未来，各级财政、自然资源、税务、人民银行等部门将把工作重心逐步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形成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协同共治合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行政治理上呈现行政发包制的典型特征，国家较少介入治理目标与过程的精细化界定，而是赋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其灵活地展开属地化治理，但造成“条块”失衡的局面。

自十八大以来，在反腐与改革大旗下，行政上通过二十多个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统揽推进体制改革，以确保中央的权威与政令的统一。

如今，在百年变局以及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行政治理体系开始进入到纵向权力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中央政府正开始集中行政权，自上而下地推动地方治理规范体系的建立，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行政权的集中首先将表现在目标界定权的集中。不同于早期粗放式的任务下达，中央政府将不断施压地方政府设定、调整地方治理目标的自主性，推动目标界定权的向上集中，上级政府逐渐建立细密的指标体系，实现目标界定的清晰化与具体化，以实现地方治理的全过程管理。

其次，监督与问责权力强化。随着目标界定的清晰化，监督问责权力也能够依托各类指标与程序，进入地方治理的各个环节，将地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纳入严格的负向激励中，强化政府行为的可问责性。

可见，国家行政治理将日益被置于自上而下建立的统一规则体系中。

地理学家胡焕庸早在1935年便首次提出胡焕庸线并深刻揭示了中国的东西差距和南北失衡，而近年来中国各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早已演化成“区域病”，“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格局被进一步显化，“投资不过山海关”、“创业不出南宋边境”等舆论更是层出不穷。

此外，全国四大板块内部不同地区与省份的发展也呈现出强弱不一的状况，如中部地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发展势头较好，而安徽、江西与山西缺乏带动力强的增长极。

就整体而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仍不牢固，地区分化将更加明显，内陆型、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沿海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分化趋势，做好“二次统一”的历史性任务被顶在杠头。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将突出“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战略，用“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超越传统行政区划的方式淡化、缓解诸侯经济割据、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化等问题，打造产业集群，实现新版本的全国经济政治协调统一，确保中央控制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本质上看，国家经济的“二次统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在处理“条块”关系上的收放自如，也将与突破行政壁垒、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相匹配。

从收到放，再从放到收，中国国家发展道路看似在一种“悖论式”的徘徊反复当中“摸着石头过河”，实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方不外如是。

美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同样经历了多次“收放”周期、“条与块”的磨合。自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到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联邦政府掌握和控制的经济资源相当有限，州政府拥有较大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而自大萧条至1970年代，在“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到金融、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几乎成为全能政府，一定意义上来说完成了美国版的“一次统一”。

1980年代至21世纪初，里根和小布什政府都进行联邦缩权，推行“新联邦主义”，旨在扩大州权，克服不断扩大的联邦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而造成的积弊，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分灶吃饭”等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如今，随着美国市场经济300年走到尽头，金融发展至最高阶段引发社会整体塌陷，加之疫情常态化，美国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仿照”中国走向一定程度上的“二次统一”，强化中央政府权重、纠偏“小政府主义”。

拜登一上台就推行“新政”，倚仗国家力量开展疫情防控、财政纾困和基建刺激计划。

由此可见，“二次统一”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环，代表了当前时代发展的趋势，其内置的战略路径将主导国家发展道路从“偏态”到“复式”的转变，经济发展从“失衡”到“均衡”的变革，社会治理从“复杂多变”到“协同发展”的演进。

参考文章：

《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我们近三年的研究》

《为何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历史看未来》

相关视频：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看看2年前的视频中是怎么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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