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变局究竟变在哪儿呢？其实纵然地方千变万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偏离带动地区发展这根主线。

鉴于新时代、新形势、新经济等新的变化，地方之变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各个省市将整体在区域性发展框架中，关注区域的、整体的利益，服从大局角度。

第二，地区发展从“分阶梯”转向“分板块”发展，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平衡协调发展。

以往，“阶梯式发展”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特征，实行的基本上是“先富带后富”的倾斜式发展政策，这也是中国区域经济自东向西呈现阶梯式弱化的根本原因。

但现在，无论是“发展19个城市群”、粤港澳、长三角，还是“建设武汉、上海等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实际上都在强化板块、模块的概念，强调整体性，在整体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协调机制。

第三，地方变局由注重数字型指标，转向注重效益、质量、生态等指标。

就说当前轰轰烈烈的生态环保行动，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个矛盾的方法，必然需要分解、贯彻到地方规划中。

这也就意味着，要重新调整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要加入诸如生态环境指标、文化服务指标等新的衡量指标。

地方之变即将发生，然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非典型且复杂的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拐点时期，地方究竟怎么变？

地方首先要把发展逻辑调整过来，再结合各个地区自身所处的形势谋划未来的发展。

地方发展逻辑将具备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侧重于化解危机。

比如，浙江义乌、辽宁阜新等收缩型城市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山西省很多地方面临的资源型城市危机等。

对于这类深陷去产能、大过剩、结构性危机的省市来说，重点显然将着眼于如何化解危机。毕竟，当下的危机还未解决，谈何发展？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往往变数越大，机会也越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地方极有可能迸发更大的发展能量。

以重庆为例，前些年的优势产业笔电产品下滑，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却表现抢眼，这也意味着重庆在去产能的同时，能释放更大的空间“腾笼换鸟”。

之前积累的完善的工业产业链，也为后续新兴产业、新兴工业留足了空间。

第二，转型性或变革性逻辑。

“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地方发展逻辑与以往都不一样，向生态转型的要求越来越高。

首先，经济要发展，环境要保护，落脚于地区必然得有所取舍。

地方要盯着整个棋盘，而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大局角度配合中央更好地实施战略纵深。

当中央将资源环境、社会效益算进经济，需要长江中上游地区用生态指标重塑GDP时，长江经济带的各省区市基于其所肩负的“生态责任”，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会让步于生态保护，必然要面临经济转型，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就需要长江上下游共同承担，形成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换言之，地方虽有发展经济的要求，但更多地将被纳入“区域一体化”和“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

再者，各个地方由于未来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财政自给率也会有差异。

第三，升级型逻辑。

体验经济需要对消费进行升级，信息文明也决定了需要对工业进行升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都在调整，都在进行价值重组和架构升级，各国都在争夺全球产业分工的话语权。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在未来的领先性产业群中，谁执牛耳。双方在争夺产业链条的顶端，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序列，更预示着经济增长潜力大小。

这就意味着，从未来型产业升级，到前端的技术换代，势必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发力方向。地方自身要发展，还要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显然也得跟着主基调走。比如，针对中国在芯片等产业中存在的断裂和短板，需要地方去发力、去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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