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重头戏。只要经济增长有需要，招商引资就充当先锋。尤其在吸引外资上，外资为中国贡献了10%的城镇就业、20%的财政收入、25%的工业产值和将近一半的进出口业绩。

不管是地方经济增长，还是增税收与促就业，招商引资都功不可没。

历经多年发展，招商引资也经历了一系列进化、迭代，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8个版本。

最早的招商引资（1.0版），实则是熟人之间、乡里乡亲的人脉招商，更多集中在内资的内部流动上。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真正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源于改革开放后因开放政策成立的开发区，以沿海地区试行4个经济特区为标志。

只不过， 当时地方政府没什么经验可借鉴，也不知从何抓起，就先从深圳吸引港资开始。

当时，港资占比外资六成以上，并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关系。再加上台胞回大陆探亲，投资逐步开放，港商、台资荣归故里，开启了大陆布局（2.0 版）。

仅20世纪80年代，台商在福建的投资额就超过100亿美元。

而真正让招商引资大放异彩的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大举进入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3.0版）。

据专家测算，1995～2013年，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16%～34%，对中国就业的贡献率约为11%～29%。各地基本通过税收优惠、基础配套等吸引FDI（国际直接投资），对外资尤以超国民待遇奉为上座，创造了地方经济增长奇迹。

尤其在1998年房改和2002年实行土地招拍挂（国有土地拍卖）后，不只园区等卖地生财，就是地方，都靠土地财政进行招商引资（4.0版），直到造城运动大潮热度逐渐消退，各地才真正回归比拼成本——这才是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5.0版）。

毕竟，从市场到人才再到商务成本，都影响企业入驻决策，而只要一取消优惠政策，就将导致企业撤离，这让地方开始注重整个营商环境的打造和长远规划的招商。

于是，在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中，地方纷纷将重心放在产业战略高地上，进行倾斜式招商（6.0版），为此编制地方产业规划，甚至为便于精准招商，制定产业引资路线图。

伴随2014年政府引导基金在全国遍地开花，尤其是政府以10%的启动基金撬动社会90%的闲散资金，产业引导基金招商（7.0 版）迅速被追捧，地方只要招到基金，就从资金到项目全有了，何乐而不为？

更有甚者，2017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发“抢人大战”，从送户籍到送房子，开启了吸引人才的倒贴式招商（8.0版）。

因为在不少地方看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是关键，招才引“智”自然能让资金、项目和创意“快到碗里来”。

显然，40多年来，随着形势不同，在不同阶段中国进行了8次招商的版本升级。

可2020年疫情一来，以往所有招商套路在新变局下都得重新检验、重新建立。

新式招商可能新在方式、载体，但实质还是要与原有的产业生态相衔接，既要维护好原有的基本盘，又要在商招商、在资招资，才能真正盘活源头，流水不腐。

这也意味着招商引资不再只是政府经济部门的单一行为，同时也是相关企业产业链调整的自我需求。

毕竟，这么多年的“地方经营城市”，在房地产为主的一次城市化中如鱼得水，但伴随土地财政的无以为继，优惠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单靠政府主导招商早已独木难支。

尤其此次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很多企业难以为继，从产业链到商业模式都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变化。

因此，如果说过去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么今后就是政府导演、企业表演。因为对地方来说，市场的活由企业来干，政府该干的是市场不能干、不愿干的事，更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战略。

未来，地方将注重整体营商环境的打造，从产业规划到战略制定，更多起到引导作用。随之， 招商引资也不再只靠单一税收优惠，而将是多政策的复合，涵盖财税、土地、新金融、新基金等，既要在经济萧条时给出希望的信念，更要通过退出机制等金融创新打消企业顾虑。

此次疫情让中国在有效防控下的经济安全岛地位增强，势必引得全球资金竞逐中原。为避免被国际游资“剪羊毛”，地方可通过项目基金化来合理引资，甚至以开放式基金，即可购买、可赎回等方式，来控制风险。

最关键的是，招商并非单向，而需双向流动，在彼此嵌入中形成“共同体”。

如此，风险共担、合作双赢，更便于招商引资的横向递延与纵深发展。

由此，告别单打独斗，招商引资进入复式时代，既在政府与市场中各司其职，又在多政策、多模式下复合，更在组织化地彼此嵌入。

伴随边界的模糊，地方不再故步自封，企业跨界融合，招商引资也将向区域化、专业化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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