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下全世界都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且是个动态化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焦点！如何兑现》一文中，我们分析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方向。本文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
不可否认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密不可分。那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究竟如何学习借鉴呢？
国家治理体系是时代选择
论及国家治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
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口声声的“国家”，其实有三层含义：政治国家（国家权力意义）、民族国家（文化意义）、地理国家。
自由派学者一般局限于政治国家的范畴，喜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唯“政治化”解读，一提国家治理，立马往“政治制度”上靠，完全以西方经典理论为基准理解国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结者，继而将治理现代化等同于三权分立。
然而，且不说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只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片段，更关键的是，上述国家概念三分法，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国家起源与本质，难免流于简单线性。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从人性论出发，将国家起源归为人性（生理与心理）需要，并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找出所谓最好的政体，价值取向过于明显。
欧洲中世纪把古希腊国家学说与宗教嫁接，认为君权神授。到了17世纪，各种国家学说纷纷涌现，霍布斯推崇社会契约论、洛克钟爱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在洛克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三权分立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学者潘恩进一步提出代议制，康德与黑格尔则在君主立宪与社会契约之间摇摆。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从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关系中探索国家本质，推演出人民革命与人民专政，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观国家学说，每种理论的提出，离不开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如柏拉图理论是奴隶制的时代产物；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便有了君权神授；黑格尔国家学说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软弱等，因而对应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不尽相同，农耕文明有类似中国郡县制、科举制的适应农耕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城邦经济天然地具备民主式治理的基础，而工业经济时代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治理体系。
就此而言，国家治理体系是时代选择，无所谓对错。
中西方难题殊途同归
不过，究其根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几乎所有国家治理体系都是非此即彼的统治与管理，即主体、客体单一，且双方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相当长时间内，这样的思路控制了中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只不过主客体换了位置。但正如马恩所述，“这些阶级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是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而是需要表面上代表社会的力量来抑制冲突”。
自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社会重大调整期，国家管理体系逐步从统治、管理转向治理（善治），治理主体开始多元化，在一段时期内矛盾大大缓解。
但是，问题并未就此从根本上解决。在西方，原本代表社会的“国家”日益异化，反而站到了社会对立面，市场经济宿命导致矛盾再次集中爆发（占领华尔街即为明证），同时也证伪了西方治理体系、理论的先进性。
而摆脱过去那种贫困落后状态、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中国，在经济体量登上世界老二的位置，猛一抬头，陡然发现自己也来到了国家管理方式的历史岔路口，市场经济滋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凸显、阶层固化引发争议，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旧有模式难以为继，找到平滑社会关系的管理模式已是当务之急。
在此意义上，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殊途同归，可谓一条藤上的苦瓜，既无彼此嘲笑的资本，也难以作为相互学习的终极模板。当下全世界都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且是个动态化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当然，不能因为第三个大饼饱了就后悔吃了前两个，今天的小康生活若不是经过先富起来的阶段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若没有早期的原始积累，今天中国的发展就没有一个基本的速度。
并且，矛盾论仍在起作用。当下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进一步协调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以往的教训是扩大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把生产力这一源头给丢了。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阶级对立，而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匹配。
当前面临的国际矛盾主要是在中美之间，这不仅仅是市场空间问题，同时也反映世界发展规则之争：弱肉强食、丛林原则还是社会、公正、协调？
福卡之前的报告曾引述过多位美国总统捍卫美世界霸主地位的言论，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怎么自我包装成民主卫士、人权楷模，特朗普赤裸裸地宣称“美国优先”已表明美国奉行的依然是原始社会以来亘古不变的“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
世界上最先进发达的国家带头将全世界维持在“原始森林”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何谈起？
相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用社会化解阶层对抗，用公正遏制寻租、用协调消解各类矛盾，这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在未来的探索实践中可为人类国家学说做出历史贡献的重点领域。
面向未来
显然，各时代不能彼此否定，但迎接新时代只有面对新问题，用创新思维而不是旧知识，不然就放不下历史宿怨，在意识形态上打转转，迈不开腿。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局限于当下，而是要在中国特色与普世间寻找均衡点，面向未来寻找方向。
中国特色既不是国家治理非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也不能成为中国可脱离全世界普世规律自成一派的托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大概率将是以上述代表未来普世价值的“社会、公正、协调”引领下，不断求得与中国特色的均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学习世上一切可学习的先进经验，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全盘照收，兼容并蓄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