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开征个人货币财产调节税”是对未来的警示，在客观上预示着货币大变局的到来，意味着钱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走投无路。
近日，一则关于“开征个人货币财产调节税”的提议引发争议。
根据该提议，该税征收范围是居民银行储蓄存款、持有的现金储备、黄金等，包含居民在支付宝、微信的余额；起征点为100万元以上，根据城市不同进行10%—30%上浮；实行60级超额累进税率，级距为50万元，如超过100万元至150万元部分，税率为1%，150万元至200万元部分，税率为2%，以此类推税率累进至40%封顶；征收方式为按月计算，按年征收；征收目的在于缓解财政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企业效益，优化金融环境，促进劳动力就业，解决贫富差距，为世界各国解决个人货币财产过度集中和严重过剩问题提供借鉴等。
乍一看，所谓“个人货币财产调节税”有模有样，但细究之却存在几大问题。
一，在法理上说不通。
个人获得货币的时候，往往缴纳过个税，再缴纳“个人货币财产调节税”，就存在重复征税情况。
二，无经济学基本常识。
且不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另有专门规律，即商品或货币过剩—平仓，并非该税就能彻底解决，而且一旦征收，大概率银行遭集中挤兑，企业贷款、社会融资等一系列金融活动都难以进行；此外，引发物价飞涨、资金外逃，反倒引爆金融风险。
三，无社会学常识，唯恐天下不乱。
高额税收之下，没有人愿意工作和创业，企业无利可图只能裁员，经济跟着衰退萧条，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不考虑后果，只想着博眼球，迎合共富政策，却是典型的劫富济贫思路，此类专家堪称“乌鸦嘴”——好的不灵坏的灵。
福 卡 智 库
01
钱走投无路？
不过，此类声音的另一面，折射的却是对未来的警示，在客观上预示着货币大变局的到来——“钱”景不妙，钱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走投无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收入增加、财富积累以及货币超发，中国居民的确富起来了——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看，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较上年实际增长2.1%，比2010年增加了一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7540元，增长3.8%，是平均数的88.7%。
2021年上半年，上海以40357元排名全国各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其后是北京（38138元）、杭州（37492元）。
从财富增长情况看，《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居民财富为512.6万亿元，平均每位居民拥有财富36.6万元。
《2020胡润财富报告》也显示，2020年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增加至202万户，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万户，资产三千万美元以上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6万户。
与此同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储蓄为王”，到2000年后货币涌向楼市，再到银行理财、股票、信托、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交互组合、轮番登场，中国财富管理格局不断被改写，居民财富理念亦被重塑。
然而，当P2P接连爆雷，“房住不炒”成为坚定不移的国策，投身股海被割了一茬又一茬“韭菜”，创业又逢疫情爆发……钱栖身的空间被极大压缩，如今找一个存放钱的地方，保住钱袋子不缩水，竟是如此艰难！
2021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存款余额高达100.93万亿元，而银行只是一个无奈之地。
1990年，一年期存款利率高达10.08%，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1.99%，五年期存款利率为13.68%，路边围墙上甚至刷着“存款储蓄，利国利民”的标语。
2021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1.5%，三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2.75%，低于1990年时的活期存款利率（2.88%），仅与近年来2%—3%的CPI涨幅持平。
从30年间利率水平的天壤之别可看出，钱放在银行中坐享其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即便是银行理财产品，也面临着收益率“跌跌不休”、保本理财不再的现实。2021年1至5月份，全国银行理财收益水平分别为3.5%、3.47%、3.46%、3.43%、3.4%，呈下行状态，理财产品“破六奔七”的疯狂早已成往事。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宝宝们”，7日年化收益率一路下滑。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最高曾达到6.763%（2014年1月2日）的历史巅峰，创造收益神话，之后便一路下滑到破2%。
除利率（收益率）温水煮青蛙式下滑外，银行与保险勾连，理财产品变保单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失的不止是本金，还有漫长的赎回之路，“840万元存款变保单，104岁才能取回本金”即是典型。
更重要的是，银行理财进入政策修理期，面临大变局。
一边是“资管新规”严禁资金池，不允许滚动发行，估值方法向净值化转型，以打破刚兑预期，买者自负风险。
另一边是剥离银行投资理财功能，锁定存量规模，逐步消化，要求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展业务，或将理财整合到已开展资管业务的其他附属机构，而银行自身不再开展理财业务，回归信贷业务，回归本地业务。
可以说，“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回避风险”成为疫情时期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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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保险不保险
从保险层面看，保险不保险。
一方面，现实中，买保险的坑太多，套路满满。
所谓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返还型”保险，保险责任被阉割；“分红型”保险，保费水涨船高，保额悬崖式跌落；鼓吹灵活使用资金的“万能险”不万能，一旦账户在扣除保障成本后没钱，保单随之失效；互联网保险“首月1元”、变相“免费赠险”，实为“被投保”；更有打着产品“升级”旗号，实际办理退保重新投保，中介拿第二份佣金……难怪有人说“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保险的套路”。
另一方面，模式上，保险业人海战术失灵，保险业绩走下坡路。
长期以来，险企严重依赖人海战术：2014—2019年，全国保险代理人数量从325万增至912万，翻了3倍，行业保费收入相应从2.02万亿元增至4.26万亿元，增加了2倍。
如今，在银保监会全面清核代理人背景下以及去中介化大潮中，加之互联网保险攻城略地，推出近万个保险产品，近千万舌灿莲花的保险代理人数量可能被腰斩一半。
事实上，数据已显示保险卖不动了，进入近十年都没有遇到过的“寒冬期”。2021年上半年，5家上市险企合计实现保费1.53万亿元，增速仅有0.64%；新三板15家挂牌保险中介机构合计净利润仅有5353.04万元，同比下降24.59%；保险代理人减少量级更是高达百万以上，仅5家上市险企代理人就减少128万人左右。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保险业背离保险初心，漠视未来，越来越趋向金融化，而非保险化，击鼓传花透支了保险业的信用。
遥想2015年保险业的高光时刻，险资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动辄全球收购资产，跨国并购金融机构，保险业务只是被当作“钱生钱”的工具，竟是白担了保险之虚名。
在监管环境趋紧背景下，中国保险业过去积压已久的“恶果”，类似国寿张乃丹“恶性套佣”、平安许英琼“唆使代理购买自保件”等业内见怪不怪的恶劣行为，还会在未来几年中集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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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信托成金融重灾区
再看信托业，已成为金融重灾区。
信托作为金融业的“高富帅”，一向以收益率高、安全性高著称，曾经是高净值投资者的最爱，被誉为“土豪收割机”。然而，自2020年开始，信托业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
2020年集合信托产品共发生310多起违约事件，涉及违约项目金额超过1600亿元，其中包括全国唯二、上交所唯一的上市信托公司安信信托。
2021年1—7月，信托行业共发生134起违约事件，违约金额高达约572亿元。也正是大量信托违约事件出现，才有了“草根死于P2P，中产死于理财，土豪死于信托”的段子。
细究之，在过度金融化的社会背景中，作为非银金融机构的信托，实质扮演着影子银行的角色，做着类似于银行的放贷业务，一手“高利贷”，一手“高净值”，凭借利差模式赚得盆满钵满，又因非商业银行管控范围异化为飞地式套路。
与此同时，信托占尽“人和”。历经多年数次整顿，目前全国共有71张信托批文，正常运营的仅有68家信托公司，行政审批成就信托“唯一能够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进行经营”的稀缺性，吃遍了红利。
然而，有牌照的审批，就有权力的寻租；有不对称的监管，就有灰色的套利，这也导致信托业的发展，充满了与监管“躲猫猫”的曲折。
彼时，信托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全周期的土地前融、并购融资、资金用途等融资痛点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在金融监管高压和房地产债务风险蔓延下，信托首当其冲，地产与信托从“互相成全”走到了“相爱相杀”，上演一幕幕信托“地产劫”。
综上所述，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信托，皆因过度金融化而走邪入魔，玩起了击鼓传花游戏，当政策一旦切换到去金融化时，必将导致金融事故的量大面广。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全球国家大放水背景下，负利率的历史航船正在冒出地平线，官宣的负利率“明目张胆”地收割财富，隐性的“负利率”如钝刀割肉，这将进一步增加守住钱袋子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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