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被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加速度发展破坏殆尽，触目惊心的污染惨状倒逼农村成为未来环保的主战场，即从释放生产力转至提高环保度。

与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美好情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近年来农村污染越来越严重。

这其中，水污染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呈现出迅速恶化趋势，较为典型的表现如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质逐渐恶化等。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农村有近7亿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另外，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这已严重影响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

这些年来，垃圾“围村、塞河、堵门”，“黑土地”变“毒土地”，“癌症村”、“怪病村”的出现等，更是以具象的方式折射出如今农村已经沦为重症“生态灾区”。

为了彻底的整治农村环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政策，禁养令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农村环境变好的同时，一部分农民也丢掉了饭碗，他们抱怨：这难道是我们的错么？

环保与温饱都很重要，那么，农村环保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传统农耕文明是循环、环保经济

回望传统农耕文明，实际上就是循环经济和环保经济，归根结底还在于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产业结构，与当下倡导的和谐、环保、低碳理念以及绿色经济的精髓相契合。

首先，“落后”的生产力成就了环保性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

农耕文明闭环式、简单化的生产圈，使得农民只能基于先天的环境、资源和禀赋，尽可能地在有限的空间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守望田园以求温饱。

明清时期太湖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基（田）上种桑，桑叶喂蚕，蚕屎饲鱼和塘泥肥田的循环利用模式，取得了土地生态的两利效益，也正是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才铸造起循环经济的农耕桃源。

其次，“单纯”的生产关系埋下节能循环的生态因子。

农耕文明始终是以自谋、自主的家族式土地生产关系为主，“顺天命”的小农秉性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观念被深植于生产全过程。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大田水面生产过程中将粮食、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等生产环节环环相扣，成为亲自然的典范，而此种倚靠改造外在客观条件的捆缚式土地生产关系其实暗含了环保生态价值观。

第三，单一化的产业结构使污染无处遁形。

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高于任何其他文明，以农立国使其他产业沦为影子产业。

商鞅变法时的重农抑商，虽巩固了种植业的主导地位，但畜禽养殖和家庭手工业则沦为辅助性产业，“一产”独步天下，“二产”蜗居一室，对资源和环境的耗损和污染几乎为零。

农村环保的灭顶之灾

而今，复制西方曾上演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大跃进式的搞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给农村环保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一，工业文明强硬地碾压农耕文明捏造出的是“傀儡农业”。

以工业文明“剥夺”农耕文明，作为农业工业化的法宝，正是解码农村污染超常规迅猛过剩的钥匙。

南街村的农业生态园即为典型，通过高度复制工业生产思路将土地“工厂化”生产出各类转基因作物，而那些被捆绑的化肥农药使转基因污染问题层出不穷，但农业污染的无意识又进一步加速了农业工业化的格式化速度，受污染项目和政绩保官的利导效应影响，“石化”农业迅速被工业的黑色污染所感染。

第二，农村城市化的不伦不类把农村异化为“跛子城”。

农村城市化的庞大消费潜力，使得农村在化解环境压力上日益缺乏回旋余地。

单就车辆消费而言，在人均保有量远低于城市的当下，废气的排放就已经让农村伤透脑筋，一旦那些被新型能源车辆挤压的黄标车杀入农村，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关键的是，农民的环保思维和楼宇化行动还处于跛脚失衡状态，消费向城里看，而污染处理却没能与城市接轨，结果无非是背着锄头上楼梯将农村污染的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恶疾。

第三，农业产业化的盲目上马为污染觅得新的寄居所。

如今各个产业都以西方经典的物质消费文明为参照，但农业一旦被拖上为满足物质消费而存活的产业链条中，套种收割的必然是半吊子产业，因为生态消费在欧美是常态，但在中国是“奢侈品”，盲目凸显自己的洋范儿，加之重利不重治的利益作祟，各类民宿农庄和休闲观光园在中国遍地开花，但超出环境和资源承受限度的消费，不会是享受，反而会转化成灾难。

未来环保的主战场

显然，农村污染的危害性和窘迫性必将倒逼农村成为未来环保的主战场，而农村环保命题的提出也意味着农村工作的重心将从释放生产力转至提高环保度，且其落脚点也将逐步嵌入到涉农的“三化”进程中。

第一，农业科技化。

科技“智”富的井喷式爆发将不断放大农业生态社会的两利效应。

以色列的地下滴灌技术、荷兰的无土栽培以及澳大利亚的“FILTER”污水处理系统即为明证，科技化不仅有可能破除资源环境的“硬约束”，防止农业生产成本“地板”的不断抬升，而且还将逐步实现对环境污染的釜底抽薪，坐实科技是农村环保命门的事实。

第二，农村生态化。

生态化的本质就是无污染和共生共荣，但农村的原生态极易在农村转型中“被”覆灭，而伴随着“保质保量”生态化的不断介入，清洁生产和“无烟”消费也将“病毒式”植入农村，继而从源头上拔除农村污染的毒瘤，护住农村生态的肉身。

第三，农民市民化。

市民化就意味着“未来农民”将拥有“内外兼修”的双重本领，既能“巧借外力”在建筑样式和生活习惯上与城市趋同，也能“勤修内功”在精神文明状态和环保意识上与城市同步，以破解当下“旧式农民”因“邯郸学步”、“不明就里”造成的污染“上山下乡”问题。

由此观之，也许只有市民文化的整体迁徙才有可能保住农村生态环境的大动脉。

农村商机将从隐到显

而更重要的是，上述农村环保涉农“三化”若顺利向前演进，不仅能救农村环保于水火，而且还能为农村提供一个跳出思维惯性深度挖掘潜在经济增长空间的契机，因此，在环保大势驱动下，农村商机将从隐到显。

1）体验经济培育“高精尖”生态农业模式。

以人的体验为生产对象的生产力将取代物质生产力上升为第一性。

生态文明和科创信息时代会倒逼体验经济从“重体验轻污染”的1.0版本升级到“集体验与环保于一体”的2.0版本，并将其注入“绿型”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实现原生型特色农业和现代型高端“体验式农业”的跨时空互联互通。

2）农村生命经济蓄势待发。

回归生命本源的投资才是最有效的资本投资，大自然本身就能治愈疾病，而对自然母体“农村”的复归势必会成为生命经济蓝海效应的放大镜，保险业的蠢蠢欲动和养生生态园、水疗馆的大势兴起即为明证。

3）各类“概念地产”锋芒毕露。

基于体验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污染，原生态概念愈发受追捧，城市的土地开发极限会促使更多的地产大亨将目光集聚农村，各类主题鲜明地概念性地产诸如农业主题公园、垂直农场、植物工厂等会顺势而起。

此外，资本化流向会逐步向环保积聚。

因为在以上三大商机的吸引下，再配以资本“杠杆”撬动，新型低碳产业和创新经济会催生金融创新，从而为农村治污技术和项目提供投融资和各类交易服务，以资本来撬动农村的环保经济。

可以预见，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风口，一旦绿色商业运作成为一种风尚，农村环保商业会成为下一头飞上天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