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战略意图在于“四个要”：既要二次大统一，又要发展绿色经济，还要保障经济效益，更要贯彻协调经济。
2019年7月2日，中央明确将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划定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19年11月1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上海正式揭牌。
如今，近半年过去了，根据媒体报道，示范区内42项重点工作33个重点项目在推进中，交出了首批制度创新的成果。
不过，社会上对示范区的关注显然早已没了热度。
有观点认为，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主要辐射的是苏南、浙北地区，对于带动苏北、皖北等相对落后地区和浙东等相对独立发展地区的作用有限，甚至由于区域发展模式差异而对长三角的其他地区没有示范价值……
这显然没有领略一体化示范区的顶层战略意图。实际上，一体化示范区着眼点和战略意义并不仅仅在长三角。
福卡认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战略意图在于“四个要”：
01
实现二次大统一
站在国家层面，在二次大统一的大背景下，以示范区带动长三角一体化破局，将驱动中国由分散式发展升级为统一、整体式发展。
改革之初，通过层层放权，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深受压抑的经济活力喷薄而出，虽带来了各地百舸争流的发展局面，但问题也应运而生，最为典型的便是在财政分权的治理模式以及“GDP锦标赛”的官员考核机制下，形成了地方割据的“诸侯经济”。
在此制约下，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初衷走向其反面，如设置关卡控制外地产品数量、通过工商质检设置技术壁垒等现象曾屡屡发生，势必将为全国一盘棋的市场经济格局带来不利影响。
短期政绩考量不仅让地方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一哄而上的无序竞争更是让产能过剩从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蔓延至新能源车、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
此外，先天的资源禀赋与后天的“政策关爱”又参差不齐，导致地方差距被迅速拉大，可谓是“城乡分割尚未消除，城市与城市的割据已然形成”。
就拿长三角来说，单是在江苏一省，就存在苏南、苏中、苏北的落差，即便近年来苏北经济增长不断提速，但落差始终存在。
2019年，江苏省中GDP排名第一的苏州（经济总量为19235.80亿元）是排名最末的宿迁（经济总量为3099.23亿元）的6.2倍！
显然，不仅地方的“乱”让中央的“收”成为下一步的调整方向，城市、地区间的马太效应也意味着当下迫切需要经济上的二次统一。
在此背景下，各个省市都将整体被置于区域性发展框架中，关注统一的、整体的利益。
以示范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显然就是要化解上述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局面，从此前若干个点突击、突进的格局调整到通过区域内的协同发展兑现整体发展的格局，为中国经济一体化先行铺路。
02
发展绿色经济
众所周知，示范区已经被定为绿色生态示范功能，为何要加上“绿色生态”这个限定词？表面看来，绿色生态的独特定位与吴江、嘉善和青浦的天然基因相契合，可谓因地制宜。
青浦区有21个自然湖泊，朱家角、金泽和练塘三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嘉善拥有55个湖泊和一个西塘古镇；吴江被称为“百湖之城”，有320个湖泊，同里、震泽、黎里三个古镇……
示范区水网密布、地势低洼的特殊自然禀赋与生态绿色的发展道路不谋而合。
更进一步来看，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切换真理标准，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以绿色环保为前提，这必须是示范区的题中之意。
过去，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真理标准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用短短40余年走完了西方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因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集聚与爆发了西方百年来所有的环境问题，极端天气、雾霾肆虐等频繁光顾，工业化、城市化让经济陷入“越发展、越污染”的恶性循环。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在2018年增长4.3%，为2012年以来最高增速。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为3.9%。2018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中国连续18年成为全球能源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更何况，当下，环保已成紧绷全球的“红线”，中国如此大的当量早已注定，中国超出环境和资源承受限度的生产与消费，世界无法承受，这也是美国屡屡指责中国“输出”污染的缘由所在。
因此，随着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中央，切换经济发展的真理标准，从高速发展转向从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而示范区要发挥其示范效应，必然要走在前面，切实实现产业的“环保+”和“对传统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方式的超越”，在淘汰落后产能等“破”与新能源发展等“立”之间寻找发展与环境的新均衡点。
03
保障经济效益
领导讲话中已多次强调，长三角一体化是高质量的一体化，这也是示范区设立的最大价值。
也就是说，示范区依然要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战略高地，不能停留在“意义重大、效益低下”的尴尬位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追求GDP总量和速度的冲动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是相悖的。
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要肯于牺牲一些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低的传统产业，新产业培育期则又面临着新旧“青黄不接”的难题；而GDP上不去，又难以称之为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目前正面临这样的发展悖论，尤其是上海，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增速从2010年的最高点10.3%降至2018年的6.6%，2019年更是回落至6.0%，低于全国增速。
依托造船业、汽车行业等传统产业所建立的经济领头地位已经被动摇，与周边一些地区的GDP差距也逐步缩小。GDP垫后这既不是龙头城市应有的“成绩”，也无法证明在高质量发展上的先行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GDP依然是示范区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大指标。而高质量的GDP势必要跳出原有的发展模式，主动探索新的产业增长空间。
事实上，示范区也具备一定的转型条件与空间，不仅有自贸区新片区扩容、设立科创板、试验注册制等一些政策利好在“保驾护航”，还有华为研发中心、哈工大智能产业园、启迪科技园等一批科创型产业代表扎根青浦。
照此势头，随着新技术、新产品在这里率先被开发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将在这些地区率先孕育，新产业、新就业也将在这些区域率先形成发展，如此，经济效益的增长自然水到渠成。
04
贯彻协调经济
在二次统一的逻辑前提下，“协调”是示范区建设的关键词。
毕竟，示范区建设，不是一地一人之事，不能单靠一地的财政和企业投入，而是需要共同投入、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况且，一体化推进多年，“体制瓶颈”、“条块分割”的状态下，同构现象始终是长三角难以摆脱的痼疾。
例如，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真实写照。
从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争先恐后上马“五小”企业，到当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争夺，无不诠释了产业日益同构下城市间产业竞争加剧。
虽说区域内发展水平相近、资源禀赋相似，在缺乏统一协调下，很难实现错位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始终存在。
当各地都打着从一体化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小算盘”，区域一体化与地方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结果便是看似一团和气，实则“貌合神离”，更难以发挥出类似于纽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那样的引领、辐射功能。
鉴此，建立示范区、推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必然要打破上述局面，可以说，示范区是在“协调经济”大背景下的历史产物。
一来，协调模式首先要解决行政割裂的问题。
示范区内江浙部分为四级政府四级管理体制，上海部分则是城市化地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非城市化地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
在政策供给主体多、发展诉求多样的现实情况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政治一体化迫在眉睫。具体来讲，示范区的三家灶头（嘉善、吴江、青浦）财政必须一体化，可从土地财政入手率先统一，否则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依然难以避免。
此外，行政“破墙”既要对长三角地区的社保、医保、就业、就学等进行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也要保障环保标准及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对此，三家政府可共同出资组建社会经济协调基金，完善社会保障，维护生态和谐。
二则，协调模式更关键的在于大市场与大政府的勾兑与重构。
政府由“演员”变“导演”，直接抓规划、规则、规治，进行前置性的协调工作，例如，三家出资组建产业引导基金，支撑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为此在重构示范区过程中必须强化社会参与，充分调动市场力量，这也是世界上诸多城市群的成功经验，在市场推动下，逐渐集外贸门户职能、现代化工业职能、商业金融职能、文化先导职能于一身，成为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
由上观之，示范区的建立绝不是又多了一个开发区或者是自贸的新片区，而是涉及中国政治经济脱胎换骨的点穴之作。
示范区的布局一旦成功，不仅对长三角，对全国都将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惊险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