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粤港澳大湾区的异质性前所未有，虽短期会造成交易成本较大，长远却将发挥一体化中的杂交效应，陡然被顶在杠头的真正玄机实则藏在“一国两制”的重点转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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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双子座

北雄安，南大湾，中国战略双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珠三角有关湾区的讨论就已出现，2015年各种方案由地方升级到中央层面，2017年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继之建立。

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旨在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2019年2月18日两万七千多字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呱呱坠地。50多页的纲要不单以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确立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三个极点的空间布局。

这已不仅仅是实践一个经济规划，而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随后，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以“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有专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毗邻香港。大湾区中的“三极点”带动，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过合作能够创造世界的新奇迹。

全球竞相瞩目于此，不禁要问：为何粤港澳陡然被顶在杠头上？

02

经济一体化化解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177年前鸦片战争让衰败的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才让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怀抱。澳门同样被葡萄牙长期占领近四百年，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领土实行“一国两制”，当时允诺港澳保留其原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50年不变”，如今转眼时间过半，“一国两制”究竟如何演变，既对未来台湾问题是种导向，又事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自然是首要敏感点。

这看似是政治问题，背后恰恰隐藏经济基因。因为不管是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腾飞，还是澳门作为东亚贸易中转站的风生水起，都背靠中国大陆“根深枝茂”，利用当时中国的对外封闭，充当中国与世界的接口才能如此大放异彩。这段特殊时期造就了港澳的黄金期。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令珠三角经济特区成为香港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前店后厂”模式既引来了港澳资金，又带动制造和贸易的发展。尽管珠三角后来同样面临香港曾遇到的产业低端瓶颈，但靠着中西部变成“后厂”而焕发了珠三角的“前店”新活力。深圳、上海等纷纷崛起，反衬出香港的落寞。

要知道，香港的GDP在40年前是深圳的178倍，1997年达1.21万亿元，占内地整体18%，相当于北上广深等9个城市总和，但伴随内地经济迅速增长，香港GDP占比急剧下滑至约2%，经济规模也被京沪超越。

2018年香港GDP约24000.98亿元，已被增速7.6%的深圳首次反超221亿元。眼看深圳荣登大湾区第一城，香港情何以堪！毕竟这十年香港年均增速才3%，相较于11%的深圳速度相形见绌，又因产业空心化、被金融、房地产等绑架而失去升级动力，再次陷入发展瓶颈。

内有“港独”不死心，外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中国对此一律零容忍。当下对“一国两制”的考验，决定香港既不能独，也不能衰，就必须融入珠三角，以经济一体化来化解政治问题。

03

粤港澳大湾区成了突破口

其实，粤港澳与珠三角几乎同语，以“广东9城+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5.6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近七千万人口，经济实力仅次于纽约和东京湾区，2018年GDP以10.87万亿元超过韩国一国经济总量，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分别以占比22.3%、22.1%、21%位列前三。

港澳尽管经济占比大湾区上只占1/4，却凭借直接的市场化与国际化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接口。

别小看澳门，在大湾区中经济占比只有3.32%，但人均GDP是世界第二，近乎是大陆的8倍以上；香港则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以国际金融中心跻身于“纽伦港”的世界城市第一梯队。

广东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改革开放先行区。40年前在深圳画个圈，让广东面向世界做起了全球生意，并在大胆先行先试中将落魄的小渔村逆袭成国际大都市。尤其是深圳在IT产业上突飞猛进，坐拥腾讯、华为等巨头，成为中国科创朝拜圣地。

国际贸易亦如火如荼，粤港澳大湾区集结了广州、香港、深圳、珠海及东莞5个亿吨大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万TEU；并拥有7大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超2亿人次，客货运规模位居全球湾区机场群之首。

显然，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IT行业依然将大幅度领先于内地。

要知道，广东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省份，正是中国制造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造就了广深等城市崛起，逐渐填平了与港澳的差距，却也加剧了珠三角（广东9城）与粤东、粤西和粤北12个城市的差距。

因此，40年后改革开放再出发，粤港澳大湾区恰恰成了突破口，以城市群、都市圈破题当下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走向勾兑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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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独特、最复杂的湾区

毕竟，粤港澳是全球最独特、最复杂的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三种关税、流通三种货币，还有南沙、横琴、前海三个自贸区，四个核心城市又都想争当龙头，这种高度集聚又相对独立的异质性实属世界罕见。

这种制度性差异虽会影响内部要素的便捷流动，在短期造成较大的交易成本，但从文明交融的经验看，同质往往产生物理反应，反倒是异质的碰撞才能催生化学反应，更利于创新。

因而，辩证看待粤港澳的异质性，短期的缺点放到长期恰恰将变成特色优势，长远将发挥出异质一体化过程中的杂交效应。

但这种杂交并非简单混合，而需在内部分工中协同创新。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是世界第一大湾区，不止于推进广东与港澳的深度融合，关键更在制度接轨和区域协同，既要各城市凭借自身优势全面崛起，又要各安其位，在互补中拧成一股绳。

这意味各城市需服从国家战略，站在整个湾区角度找到自己位置。四个中心城市各有侧重，错位竞争，重在融合。这亦显示，港澳功能正在星转斗移，一方面为了自身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需为整个珠三角发展进一步锁定国际、市场、科创、规则。

而广东也要让出一些空间给香港，比如第三产业的国际化、标准化。香港尽管当初独一无二的作用式微，但至少当下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与欧美对接的司法体系等独特优势依然不可或缺，在中国接轨国际上，让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也就顺理成章。

05

“一国两制”重点转移

说到底，中国走向世界，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先试先行与国际接轨，表面看其重心在广东与港澳的深度融合上，真正玄机实则藏在“一国两制”的重点转移上：从初期重点在“两制”，转为中期重点在“一国”，以求后期重点在“两制”消解上。

粤港澳的发展，如果说过去20年更多利用和发挥了“两制”方方面面的差异性，那么未来更需要通过拆除壁垒与链接联通上进行“一国”的收敛。

首先是各类交通网络的硬件连接。去年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极大便利了三地内部经济融合。未来连通内地与港澳以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将实现大湾区1小时通达，对外连接泛珠三角和东盟的陆路国际大通道也将畅通无阻地辐射出去，进而完全打通大湾区的奇经八脉。

其次是各类“一卡通”的软件连接，比如逐步取消“双牌照”通行制度，直接认可或统一三地的驾照等。而为便于三地居民往来，去年中国就给在内地的港澳同胞发放了居住证，未来身份信息联网或将高效便利通关，并进一步探索三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上的同等待遇。

然后扩展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种要素的连接。不止于港澳人士在广东入户、购房、入学等来加速湾区内人才的流通，未来还将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有序推动金融产品跨境交易，建立资金和产品互通机制等，以便利化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双向流动。

最后是制度规则的连接，针对“一国两制”下不同制度、法律、文化差异带来的沟堑，需要政治经济层面的勾兑与通用。仅是三地不同税制就需打破繁复的报税、缴税程序，设立更便利的合并计税方法，让粤港澳居民可以一次完成所有缴税责任。

只不过，粤港澳大湾区照这“四部曲”全走完，即便是按中国速度至少也将要3到4个五年计划。但这已很伟大了，因为前所未有的异质一旦能融合到分不清彼此差异的程度，“两制”自然将消解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区别于大部分国家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停滞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恰恰因为拥有港澳台才拥有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接口保障”，届时经济体量变成老大，也就早已接轨世界、融入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