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疫情将在秋冬季变本加厉的担忧不仅存在普通民众中。

据外媒 BGR 报道，哈佛大学博士 Ashish Jha 认为，一旦流感季开始，新冠大流行将在今年秋天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各州，新冠确诊病例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Jha 表示，医院可能很快就会不堪重负，无法照顾到所有需要护理的病人。

Jha 的观点也获得了其他卫生专业人士的认同。最近安东尼·福奇博士表示，新冠大流行带来的破坏性可能堪比 20 世纪初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

事实上，当年的西班牙流感就搞了三波。

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的春天，类似于典型的流感，死亡率相对较低，最危险的是病人和老人，而年轻、健康的人很容易康复。

第二波发生在1918年8月到12月，这一波病毒已经发生变异，致命性极强，因此比第一波惨烈得多，死亡率最高，死亡速度也是前所未见。1918年10月是美国整个流感大流行中最致命的一个月，费城一周内就有4597人死亡。这波流感导致商店、社区关闭，人们日常生活严重受阻，甚至医务人员无法治疗和照顾病人，也没有殡仪人员将死者埋葬，因为他们也病了，丧失了工作能力，有的也因流感而亡。

第三波发生在1919年春天，病毒又发生变异，这一波致死率降低，但传染性变强，因此在全世界更大范围内传播。

不仅西班牙流感连发三波，历史上的几种大疫病都曾引发多次大流行，尤其是那些由病毒引起的疫病，如天花、流感和黄热病。

14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疫情也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流行病。每过几年，它就会再次暴发几个月甚至一年。

尽管这次疫情是否还有第二波、第三波还是未知数，但疫情的影响已经显山露水。

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全球化加速退潮。

如果说疫情之前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进退还存有争议，这次疫情干脆硬生生地对全球化前进的潮流进行了“截流”。

世界贸易组织6月23日发布的更新版《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降3%，预计第二季度降幅约为18.5%。

而世贸组织在4月发布的报告中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受疫情影响将缩水13%到32%。

在贸易数字收缩的背后，除了受疫情影响带来的供需变化，更严峻的是今后产业链的去全球化趋势。

疫情暴发后，产业链的安全性问题就提到了各主要国家的日程。比如法国，在疫情暴发初期，民众发现，口罩、检测试剂、呼吸机等最起码的防护和治疗物资面临严重短缺，产业链的缺失在疫情之下倍显刺痛。目前法国国内从知名智库、经济学者到财经媒体，形成一种共识，即有必要将一些产业迁回法国。

法国采购咨询公司Agilebuyer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法国54%的商业领袖认为“法国制造”已成为业务布局的重要标准，原因包括：特朗普动辄加征关税的举动、“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报酬增加、价值链中的欺诈行为以及运输成本的惊人增长等。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就预测，疫情可能加速全球化倒退。

但在另外一方面，疫情也是对去全球化的一次测试，人们切身被动地体验了去全球化将会带来的后果。

这在跨境旅游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5月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跨境旅游规模同比下降22%，国际游客减少6700万人次、造成800亿美元损失。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跨境旅游负增长规模将大约在58%至78%上下。这意味着旅游业将损失8.5亿至11亿跨境游客，营业额减少9100亿至12000亿美元，并威胁到1亿至1.2亿个直接与旅游业相关的岗位。报告指出，这是国际旅游业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这个危机直接导致全球航空业遭受重创。3月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初预计，大流行将导致客运航空收入损失1130亿美元。随着旅行限制的加强和COVID-19疫情蔓延至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这一估计在3月底增至2520亿美元，4月中旬增至3140亿美元，6月又增至3710亿美元。

目前全球23家航空公司倒闭，包括英国弗莱比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加拿大乔治亚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南非航空公司、美国迈阿密国际航空公司等。

根据相关测算，全球航空业已有约40万人因新冠疫情而失去工作、待岗或被告知可能失业。未来这一情况或将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此外，此次疫情让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认知进一步撕裂。

毫无疑问，中国大政府、举国体制模式在抗击疫情上发挥了有效作用，但这也恰恰是秉持西方小政府、民主范式理念的人难以接受的。

因此，疫情在中国集中暴发之时，对于中国戴口罩、隔离、封城等措施，某些西方国家各种花样批评。

然而，随着美国成为疫情重灾区，美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上的不力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灾难。而美国在抗疫中因为检测资源不足采取“富人优先”的方式以及疫情呈现出“两个国家”的态势（贫困人口、黑人等成为染病的主要群体），为缩减感染人数数字，减少检测等，都让美国民主范式严重受损。

即便如此，在某些人眼里，自由民主就是最大的正义。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就反对隔离，他警告称，“失去生命的恐惧很容易建立在残暴的暴政基础上”。

此外，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民主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封由500多名前世界领导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的公开信。该信认为，疫情增加了各国政府的专制行为，压制批评者，利用紧急权力逮捕抗议者，回避民主规范。该信警告传统民主国家可能利用疫情采取非常措施，这些措施或将常态化，对全球民主造成永久性损害。

显然，追求民主是终极目标，而保护生命不是。

随着疫情继续扩大，围绕政府治理模式的争议和撕裂还将继续放大。

人们很容易认为，是病毒或者疫情带来了种种变化。但实际上，病毒仅仅是撕开了变化的面纱，实际上，变化的种子早已埋下、生根、发芽。

就拿全球化来说，为何这次疫情导致的去全球化特征尤为突出？根本上，全球化自身已经遍体鳞伤。自21世纪以来，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加速铺开，全球性的失衡也加速蔓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在其2002年著作《全球化的不满》中曾说，“全球化让世界上一些人很不满意”。2018年，他在修订版中补写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疫情既非因也非果，仅仅是催化剂。

美国在抗疫上的不力，或者说小政府的弊端，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从美国卫生机构得到的资源占GDP的比例来看，四十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变。但是这期间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卫生医疗开销上升很快，这导致大多数卫生机构实际上处于一种资源不足的状态。

疫情一开始，德国和加拿大迅速向公共卫生部门注入资金，但美国的反应相当缓慢，且很多细节出现了混乱，比如一开始的试剂盒是不合格产品，用于管理疫情的网站经常性死机等。

从1950年以来，美国的GDP 增长了七倍，联邦雇员的比例却在不断缩小。美国智库Brookings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雇员将在 2025年之前退休。只有6%的联邦雇员年龄在30 岁以下。”

这背后是美国右派对小政府的狂热追求。

著名的反税收活动家Grover Norquist说：“我并不想废除政府，但我就想要缩小政府体积，然后我就可以把政府拖进厕所，将它淹死在浴缸里。”

班农（Stephen Bannon）更是宣称 “我就是希望拆解掉行政政府”。

自里根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确实做到了。

然而，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问题还不大（如果无视丛林法则导致的弱肉强食、贫富差距的话），但在应对社会性问题，比如抗击疫情上，显然就是南辕北辙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小政府的极端追求已经走到了反面，客观上面临修正的诉求，疫情只是把问题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而已。

不过，从前述颇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公开信的反应来看，转变还真是要以巨大的生命为代价来推动的。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作者、美国作家、历史学家约翰·Ｍ·巴里在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1期的《被遗忘的医学“世界大战”》一文中说，“下一次大流感的爆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将休戚与共。比如中国，一定会在未来的全球疫情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

一年后，他的说法应验了。

正如尽管人们还不能准确预测病毒何时来临，但对于病毒必然会来侵袭早就有预知，病毒即将加速的社会剧变也有迹可循。

历史上几次严重的瘟疫、病毒、流感都推动了世界变革的进程，那么，这一次新冠疫情又将带来哪些重大变化？更进一步的深度分析将发布在福卡智库后续内部报告《1918与2020历史惊人地相似》。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