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通信运营传统上所倚仗的制度、人口、垄断等红利在大变局中纷纷消退，在国际竞争新赛道上，行业将凭借市场规模和技术领先优势转型，兼顾4G和5G协同发展。
通信行业收入增长堪称降至冰点。
据工信部通报显示，2019年1-10月，通信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545亿元，同比仅增长0.2%。要知道在2007年，全国电信业务收入年增长率可是高达10.9%。
不仅如此，通信业增量不增利的趋势愈发明显。
2019年，电信业务总量达到1.7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5%。而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1万亿元，比上年仅增长0.8%。
在此困局下，作为龙头的中国移动日子也不好过。其2019年中期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净利下降14.6%，还有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任务，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另一龙头中国联通，2019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22%，但是其同步预期2019年移动主营业务收入预计比2018年有所下降，一增一降的背后其实是监管层强力推动运营商大规模削减营销费用的结果。
再加上政策层面不断消解运营“三巨头”之间的高壁垒，从2015年开始逐步推进的“提速降费”，加速把手机流量这一曾经拉动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主力推入“增量不增利”的阶段；再到201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让三家“如坐针毡”，开始大规模送流量、送宽带，甚至不惜通过“耍流氓”绑定五花八门的合约、业务来挽留老客户。
一地鸡毛暴露的是被利益掩盖的服务同质化、缺乏竞争力等问题。
这种困顿局面的背后，通信行业正发生格局性变化。
01
红利正在消退
通信运营商所面临的增长困局实际上反映出了背后的时代性切换，过去中国的通信运营靠人口、制度和垄断红利一骑绝尘，而如今时移世易，红利的消退无法避免。
首先，市场发生由增量向存量的结构性转变。
10年前，通信行业增量不增收的问题就已经存在，然而彼时的业务增量掩饰了粗放经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巨大的人口红利让运营商仅倚仗规模扩张就能“躺赢”。
但如今市场增量收窄，以及移动互联的流量红利迅速释放，更进一步加剧了电信业“水土流失”，而且速度比想象的快。
2013年，电信行业的业务量增幅和业务收入增幅之间相差6.9%，而这一数字在2018年猛增至134.9%，差距扩大了近20倍。
其次，单靠制度红利无法再为运营商保驾护航。
通信行业几次拆分、合并、重组，最终形成“三寡头”，都是政策主导。其中就包括中国移动靠着最初从电信剥离出的移动业务占得先机，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做成了国内运营商的“龙头”。
但互联网的冲击伴随流量而来，让竞争环境更复杂，政策扶持早已无法扭转市场的变局。比如OTT应用侵蚀运营商的语音和短信支柱业务，尽管工信部早在2013年就开始研究OTT对运营商的影响和补贴方案，但是至今也不见运营商对微信收费的“第二只靴子”落地。
不仅如此，行业的行政垄断默契也在变局中被釜底抽薪。
随着国有企业“混改”的大幕拉开，通信行业首当其冲。然而当“大佬”们前脚迈入市场时，后脚还是被政策把持，无法真正放开走市场竞争的发展路子。
民资进入就意味着要考虑市场份额、盈利能力，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一直以来“抑强扶弱”的不对称管制实际上却在人为操控电信业的发展路径。
从2008年开始试点的“携号转网”，到4G的FDD牌照不对称发放、5G商用牌照限量发放等政策，不但没有改善运营行业的强弱格局，反而还让企业因为有政策托底而“发育迟缓”。由此，各种红利的消退抽掉了运营商利润增长的基础。
02
通信行业被顶在杠头上
在国际格局重构的当下，通信行业作为网络的底层架构也被顶在了杠头上。
一方面，通信运营是国家网络安全的一道“防火墙”。
网络空间早已成为国家主权的延伸领域，网络安全也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最早成立网络司令部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网络战略已然具备了攻击性。
而作为网络的基础建设，IDC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网络安全支出将达到1066.3亿美元（约合750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IDC预测，到2023年，全球网络安全支出规模将达到1512亿美元（约合10640.4亿元人民币），并将以9.4%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
不仅如此，全球最大的四家电信运营商，即新加坡电信、日本软银、阿联酋电信和西班牙电信在2018年组建了网络安全联盟，来共同抵御网络攻击。
另一方面，电信运营的5G市场国际争夺战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据GSM协会估计，全球5G的连接数将在2025年达到14亿，除韩国、美国外，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也已经展开了5G商用建设的“卡位赛”。
不止如此，美国两党议员为了捍卫“美国5G的未来”，共同推出法案以杜绝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移除的可能性。
因为不同于前几代的技术，5G采用的是全球统一标准，届时，运营商之间传统的“护城河”网络覆盖建设和生态打造将土崩瓦解，竞争将在“宏观同质，微观异质”的框架下展开。可以说，5G之后再无传统运营商。
由此可见，时代背景的变换让运营商们走上了新赛道，中国必然也将迎头赶上。然而，从眼下来看，运营商的模式切换却迟迟“摸不着脉”。因为，变局中转型的方向难辨，速度难追。
运营商处在信息行业价值链的中游，在上游规则制定者的基础上提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但实际上，运营商的市场势力和经验往往也能对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产生影响，所以在转型中，需要迅速开拓新市场业务。于是进入无人区后，大家都成了“摸着石头，跑着过河”。
比如有美国AT&T希望通过白盒计划不断IT化，来重新整合行业价值链；也有软银在跨界收购芯片产业上游巨头ARM后搞物联网“基建”；还有澳大利亚TPG和沃达丰早早布局的“固移融合”并购，都在为5G时代摩拳擦掌。
再加上，中国运营商的特殊地位难在同时兼顾公益性与盈利性。
除了企业属性外，我国的运营商同时需要承担社会公益的责任，即能够无差别地满足偏远地区人口的信息化需求。
事实上，三大运营商自2015年底以来在电信普惠性服务上的投入超400亿元。两个目标，两重负担，使得运营商在5G争夺战中显得更加小心谨慎。
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证4G与5G平衡发展的争论。
一方面，5G应用前景还不明朗，但运营商的流量竞争已然白热化，增长潜力见底，抗风险能力下降；另一方面，4G尚处在建成回本的阶段，5G的投资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
4G网络的布局无疑要维持，而5G超高速、超低时延的特点将是下一阶段万物互联的基础，所以5G建设也不能搁置。那么必须兼顾现实（4G）与未来（5G）的挑战将倒逼运营商“大象转身”。
03
下个时代的趋势
庆幸的是，数字经济的大幅增长让海量数据流向移动设备和网络，给运营商以新的增量空间，并且提供了更多以软件和云端为中心的高灵活性转型机会。那么，下个时代的趋势又将如何？
首先，应用上的共享与技术上的垄断并存。
铁塔公司的成立，将新建通信铁塔的共享率由14%提升至75%，而5G统一标准的信号制式意味着运营商之间的基建共享将进一步加深。
又由于5G要求4至5倍于4G的基站密度，并且宏基站模式也将失效，基站共享将辐射至社会资源，比如输电杆塔、交通信号灯杆、路灯等都可以挂载5G基站。
然而，5G单一的标准和概念性的6G同时也预示着底层技术的垄断升级，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随之，运营商的新增长点将转移至服务的“软实力”上，培育应用市场。
5G真正价值并不仅是让手机网速更快。目前相对滞后的5G应用生态将成为打造差异化的主战场，一方面是4K/8K超高清内容产业，比如美国AT&T在2018年花费854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公司，由渠道商转型媒体巨头，强调“视频的未来是移动，移动电信的未来是视频”；
另一方面是垂直行业的技术融合，比如在自动驾驶与车联网领域，汽车制造商、通信运营商和设备商通过联合研发与试验项目，共同探索可行的商业模式。
除此之外，对行业新机制的探索也将并行。
基础的通信运营商扮演着网络接入口的角色，故而一定会自然走向（寡头）垄断的局面，并且提供的服务注定不会离传统主业太远。
无论是过去呼声颇高的“网业分离”，还是近年来虚拟运营商的试点，不断尝试的目的始终是在引入一定的竞争机制，控制整体的垄断水平来保证行业健康发展。
在技术和应用的背景切换中，网络商等上层建筑与运营商的双向合作场景将拓宽，从而打通产业上下游壁垒，形成共赢的局面。
而中国也将更可能实现在5G时代国际竞争中的弯道超车，一方面是因为底层技术与网络设备商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潜力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多样化的需求场景。运营商作为其中一环，转型同样将受益于新时代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