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 卡 智 库 01 25号宇宙实验： 人口衰减或许比理论推导来得还要快 上世纪70年代，人口爆炸是各国最担心的问题，美国学者约翰·科尔霍恩却持有不同观点。 1973年，他在《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刊》发表论文《死亡的平方：老鼠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和死亡》，记载了著名的25号宇宙实验。 25号宇宙制造了一个理想中的老鼠居住地：充足的食物、饮用水、筑巢材料；没有任何天敌；良好卫生的环境；以及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 按照事先的科学计算：到3840只，鼠窝才会不够；到6144只时，水才会不足；到9500只时，粮食才会短缺。 可当老鼠数量达到理论峰值的30%（2200只）时，死亡已扑面而来。 因为实验期间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随着数量扩大，老鼠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强壮的雄鼠占有了更多的雌鼠、占领了条件更好的鼠窝；弱势的雄鼠则被驱赶，丧失交配权。 有些无所事事也没被追求的雌鼠，选择远离鼠群，拒绝社交和生育。有些拒绝斗争的雄鼠变得冷漠，独居且专注打扮自己……1780天后，在没有天敌和疾病的前提下，最后一只实验鼠死亡。 福 卡 智 库 02 现实社会已经呈现出25号实验的某些特征
或许25号宇宙的实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近亲繁殖等。但其中的许多现象，似乎都能在当下的社会中找到相通之处。
一，人口分布不平衡。
“25号宇宙”中，有的“领地”新生鼠很多，有的则新生鼠很少，“领地”之间最大差距甚至超过百只。
现实社会也是如此，人们不断涌入大城市，人口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不断拉大。如美国以纽约为中心城市的东海岸城市群，以占美国1.5%的土地承载了美国约20%的人口；
日本以东京为中心城市的首都圈，以占日本6%的土地承载了日本60%的人口；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亦是如此。
二，不婚主义和低生育率。
“25号宇宙”到560天的时候，鼠群数量达到峰值，鼠群中出现“不婚主义”，雄鼠和雌鼠间互无兴趣，生育行为随之减少。
现实中，低生育率危机已然徘徊在发达国家上空。
汇丰集团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球出生率或将下降10%—15%，新生儿数量减少1500万—2000万。
三，低欲望社会呼啸而来。
“25号宇宙”后期，鼠群的社交性明显下降，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宅在家里，不愿出来。
现实与之不谋而合。互联网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地方的人交流，人们的社交需求被无限满足，而与之相对的是过度社交带来的疲态，以及现实中人情味的淡薄。
日本有“御宅族”，中国有“佛系青年”、“空巢青年”，他们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圈内，不关心其他事物。
福 卡 智 库 03 被挤压的生育
幸运的是，人不是老鼠，现实社会也比“25号宇宙”更为开放，但毋庸置疑的是，人口问题的严峻性与复杂性已经被顶在杠头上。
2011年，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就曾回答说：
“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如今，从数据来看，中国情况亦不容乐观。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并登记的新生儿（1003.5万）比2019年（1465万）下降了15%。
从各城市来看，部分地区人口已出现断崖式下跌：合肥市出生7.9万人，下降23%；广州市出生19.55万人，下降9%；银川市出生3万人，下降11.9%；台州市出生3.5万人，下降32.6%；贵阳市，1—9月出生3.8万人，下降31.6%……
这些数据涵盖了发达、欠发达和东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出现大幅下降，创下历史新低，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等。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经济发展，人类生育，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一方面，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幅上涨。
首先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等。更关键的在于机会成本，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
加之，有限的时间一旦与抚养孩子捆绑，就意味着牺牲休闲娱乐和诸多自我追求，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养育的边际效用递减。
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等综合效用，要远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她们自然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低生育、人口老龄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福 卡 智 库 04 目前人口还是个大问题
有人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称为“宁静危机”，因为它不像其它的社会问题那样尖锐、亟待解决，而是悄无声息地一点点滑向困境之中。
人们在危机之初难以察觉到它的严重性，直到大概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陆续浮现时才发现其棘手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问题既是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日本前首相安倍发出“少子化对日本而言是国难临头”的哀鸣，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
从历史上看，人口是国家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人口变迁势必影响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
曾经统治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最终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子化问题。
公元前2世纪，生10个孩子的人比比皆是。在凯撒时代，一个家庭有2到3个孩子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罗马帝国的终局，是由于极度缺乏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大量雇用蛮族佣兵来镇守防线，而这些对罗马缺乏认同感却有着超高生育率的“野蛮人”，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掘墓人。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其著作《恺撒与基督》中曾总结说：从根源上讲，罗马帝国不是亡于武力征服，而是亡于种族的嬗变，在罗马灭亡前，重视生育、子嗣众多的蛮族早已替代了自我节育的罗马本土人成为了这个帝国的主体。
在人工智能还方兴未艾的当下，大量年轻人口依然在生产、就业等方面代表着更多的可能性。
其一，“补充新鲜血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老龄化社会的税收和财政压力。
其二，人口对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福 卡 智 库 05 政策调整要兼顾当下和长远
由此来看，人口数量多寡、人口结构分布、人口素质等都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大国兴衰，而现阶段生育率下降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面对当下的“人口危机”，方向无法选择，政策只能平滑。
毕竟，生育率的降低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意图以“一刀切”的政策化解人口危机反而可能会放大人口问题。
与自然生育相比，当年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增长率的过快下滑，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一个巨大的“人口断层”，不仅对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带来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未富先老的危机、人口与资源的错配、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以及失独家庭、生育观与政策的抵触效应等“后遗症”也随之而来。
今天，不能因为当下的人口需求又简单地鼓励生育，从而为今后的人口和就业问题埋下“地雷”。
更何况，中国是个“非典”国家，几重文明几重天，人口问题超复杂。
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中国既有一二线城市越来越多“不想生”、“不愿生”的不婚族和丁克族，更有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影响的“超生大军”。
因此，人口政策调整决不能走大开大合式的道路，一定是分步骤的、有层次的、有过渡的。
此外，对于现代人而言，“生”和“育”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如果“育”的问题不解决，生育政策的刺激难起波澜。
福 卡 智 库 06 未来人口问题可能会被科技化解 总之，人口问题有其发展规律，期待人口政策实现“一步到位”并不现实。 而如今面临的种种人口问题未来可能会被科技化解。毕竟，新经济、人工智能、全球化浪潮正在让“人口经济”旧貌换新颜。 新经济对人的依赖度明显降低，而互联网引发的新兴产业，自动化、智能化之下所需的劳动力更是少之又少，“机器换人”不是新鲜事。 加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成为“国际人”，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分工合作效应”，各国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为中国所用。 依此观之，当人的权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相对降低，所谓的“人口危机”也就随之被釜底抽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