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以来，以往作为招商引资重要手段的税收优惠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近年兴起的“资本招商”模式则越来越站到了舞台中央——作为“资本招商”重要载体的政府引导基金迎来了一波小高潮。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地筑巢引凤：北京仅6月一个月就落地4支共计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上海发布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母基金以及未来产业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广州发布“广州招商引资20条”……一方面，现实中地方压力确实较大，需要招商引资来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根据各个城市公布的2024年财政预算，澎湃研究所统计后发现，各地方一般公共支出普遍稳中有降，慢慢过上了紧日子。财政部也印发通知，从强化预算约束角度，要求“过紧日子不放松”。如此，在比较严重的地区，政府的日常事务可能会开展得不顺利。如果可以找来成熟的企业落地，地方上的税收、就业、产业等问题就可以有效缓解。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将“超量补贴”等一系列优惠视作赶上发达地区的手段。“超量补贴”等一系列手段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更常见，由于缺乏资本、人才、产业链，地方往往主动出头，以“非市场”方式上场。然而问题在于，地方的操作不一定完全合适，越是频繁猛烈的招商手段，造成市场规则的不统一，越可能破坏营商环境。其一，地方开出的优惠条件一定意义上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规则。有些为了抢商、抢资源、抢人才，不断地出奇招，承诺各种高待遇，最后可以说不是在“招商”，而是在“抢商”。《半月谈》曾经公布过这样一个例子，西部地区两个相邻的地方在得知对方要引入某个项目，立刻组织开会对照研究，给予更优惠政策和更周到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运营立足在政府额外帮扶的基础上，其自身的竞争力并未放在市场标准中去检验。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不断攀比内耗，耗费的财政补贴与税费自然也让财政进一步失序，影响公共财政的支出，最后变成了“双输”。其二，地方频繁的政策变动反而影响了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在现实操作中，补贴与优惠往往是“临时性”的举措，甚至有着“特事特办”的色彩，这就导致其不可持续。有一种招商被称为“画饼式招商”，一开始讲好各种优惠条件，但伴随着政策改变或人员调动，一些地方新官不理旧账，讲好的条件无法兑现。譬如，新华社曾经刊文指出，某些地方相关负责人一上任，精力与资源都放到了自己牵头的新项目中，把上一任留下来的老项目“打入冷宫”。任何一个产业的落地都需要时间与资源的倾注，那些被招商而来的老项目在为新项目让路的同时，不仅浪费了以往的心血，更让企业家的信心受到打击。从长远来看，灵活多变的政策反而让市场预期缺了准头，对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从政府角度看，有些地方招商引资压力很大，甚至非经济部门也被纳入招商考核的硬指标系统。经济观察报相关报道显示，某地方每年市内各区县都会对招商引资任务进行排名，一个月公布一次，排名前列给小红旗表彰，倒数的给小黄旗警告，得小黄旗的人还要表态发言。这些压力可能会倒逼相关人员为了完成指标过度地与企业进行接洽。从企业角度看，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与优惠，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大自身的公关力度，甚至出现不正当利益输送的现象。从历史沿袭上看，中国由政府力量引领的招商已经经历过一轮“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招商主要立足于“国际加工贸易”之上，政府出台政策来吸引外资。譬如从 20 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国家出台所谓“三来一补”政策，在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出设备、原材料、来样，中方提供工地、厂房、劳动力，全部产品外销，中方赚取加工费。同时，政府主动提供各种优惠，像涉及的建筑用地，都是地方上优先安排的事务。然而，在中国市场凭借外资力量进入国际分工的同时，地方上的过剩危机也在积蓄。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纺织业等消费品爆发过剩危机。最终的解法是引入市场化力量，譬如降低市场准入规则与税率、改革进出口配额许可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在招商环节放开政府管制的举措。最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招商由以政府占主导的模式逐步进入到政府、市场相互勾兑的模式。回过头来看如今的招商引资模式，其面临的状况比当初要复杂得多：当初的招商引资重点在外资，如今不仅涉及中国整体的对外招商，更涉及地方之间的产业竞争；当初的招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当下的招商涉及政府与市场复式模式的搭建。进一步来说，在构筑统一大市场的时代背景下，内外两个市场都需要以一致的市场规则作为基础，这也是提升营商环境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