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DeepSeek的爆火，OpenAI正在考虑改变此前在技术路线上的“封闭策略”。当地时间1月31日，在美国社交网站Reddit的一个“问我任何事”（ask-me-anything）的栏目中，一名参与者提问CEO奥特曼，OpenAI是否会考虑公开其AI模型中的部分技术，并发布更多展示其系统工作原理的研究。奥特曼回答称，OpenAI的员工正在讨论这种可能性。“是的，我们正在讨论（公开AI模型权重）。”奥特曼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开源方面一直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我们需要想出一个不同的开源策略。”他随后补充说，OpenAI内部并非所有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这也不是该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可见，科技创新的路线并非只由科学家一人把控。如今，科学理论的大厦已经足够宏伟，“小科学”（个人+实验室）的果实基本被前人摘取完毕，而“大科学”（借助大设施，如对撞机等）绝非一身所能承担。尤其在基础科研领域，早已不是16、17世纪那种在贵族、有闲阶级资助下凭兴趣“捣鼓”的阶段，甚至超级大国都“肉痛”到难以负担。冷战时，美国曾想建一个超导超级对撞机，效能约等于欧洲现存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三倍，结果硬是在烧了几十亿美金后半途而废。再加上现代科研已复杂到不再有“通才”，过去牛顿一身便能担起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多个头衔，还有余力去搞政治。但现代科学“水太深”、学无止境，各个专业方向划分得极细，之间的壁垒“高耸入云”。即便同属物理门类，彼此看不懂对方的论文也很正常。而科研项目往往又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拿航天来讲，需要地质学家确定适宜的着陆地点、火箭学家监督发射台与动力推进装置、材料学家设计隔热保温的航天服、计算工程师模拟安全系数与规划飞行路线……至于大型射电望远镜、量子计算机等大项目的班底也是同等豪华。因而，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有效组织起来，便成为现代科研的一大核心问题。起初，国家给了答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科创的“金主”由索尔维、诺贝尔这样的民间“土豪”切换至国家界面，而科学家仍扮演着协调、领导的角色。美国曼哈顿计划、德国V型火箭、英国雷达工程，无不是科创工程化之先驱。再到冷战时，国家组织的大型科学工程几乎成为主流范式。中国人民熟知的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等基本都有参与或领导大科学工程的履历。再如苏联火箭专家科罗廖夫，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派往主持苏联的太空计划，最后成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这当然是举国之力优越性的最佳例证，但科学家未必能当好项目的“锚”，当长期战略存在偏差，他们除了及时证伪、纠错，也有可能将错就错，导致工程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空耗国帑民财。在某一阶段，美国NASA就曾骗过经费，他们的科学家甚至会主动迎合政治正确，拿宝贵的卫星计算资源去算碳足迹、强行“上马”低污染发动机项目，然后在维护国际空间站、太阳系内行星探索项目上“哭穷”。当然，最恶劣的还得是苏联伪科学家李森科，他明知道“获得性遗传”经不起推敲，却对反对者进行政治迫害，狠狠祸害了苏联一把，导致其在生物学与农业项目上比西方国家多走了二三十年弯路。正所谓：“战报可能会骗人，战线不会。”科学家认知也有局限，而市场更有可能给创新发明划出相对客观、中性的“战线”。在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市场能高频、持续地验证科创是否真实有效。当年硅谷“独角兽”Theranos宣称研发出最先进的血检技术，仅需几滴指尖血就能做癌症、糖尿病在内240项健康检测（实际只有12项，还不准），顺利通过了投资人的审核，结果在量大面广的消费市场检验下，没几年就原形毕露，举报、刑事诉讼如雪片般飞来，最后公司倒闭、法人坐牢。除了当“照妖镜”，市场还能以最低成本原则寻求科技突破，当中少不了企业家对第一性原理的把握。企业家不需要懂技术，他要懂的是技术应用场景与市场的逻辑，并尽可能地廉价！万维钢在《第一性原理》中总结了马斯克SpaceX的成本控制手段：自研、规模化生产与采购、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其核心就是将采购费用压低到物理极限。NASA算过一笔账，SpaceX火箭发射成本只有航天飞机的10%都不到，而载货能力却能达到航天飞机的三分之一，效益远比NASA领导的科研工程强。至于金融资本家，则是迅速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帮助应用全面铺开的关键。传统金融视野里，资本家乐见的是金融科技——把先进技术糅合到“买空卖空”中，要么如量化交易，以加速“金融空转”套取更大红利、“割韭菜”，要么就是纯粹的概念炒作。而未来金融的逻辑则是“用今天加速明天的到来”，科技金融在操作中更像诺贝尔基金会，以赋能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与技术改进为第一要务。由此可见，当代科创工作离不开“三结合”：由科学家引爆可能的技术奇点——企业家跟进试错，围绕技术的第一性做应用衍生——最后资本家锦上添花、令技术转化逼近极限，迅速造福人类。不过，在此基础上，仍可“打破砂锅问到底”：之于科创，科学家、企业家、资本家，究竟谁主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