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全国结婚登记有610.6万对。这个数字，创下近40年来新低，同比下跌高达20.5%。不仅如此，2024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 954万人，较上年增长52万人，仍然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曾经的“婴儿潮”红利，正在被不断下滑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所吞噬。数据显示，中国自2022年起出生人口跌破千万：2016—2023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883万人、1765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56万人和902万人。中国无疑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过去，部分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的问题或可通过移民、人口迁入等方式来解决。自1970年起，全球人口迁移总量从0.84亿人增加到2020年2.81亿人，迁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2.2%提升至3.6%，其中，在2010—2020年间向高收入水平国家迁移人数超过3000万人。然而，且不提移民带来的负面效应溢出：如各国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加剧、国际分工出现不平等、移民国社会稳定性的削弱等；更为关键的是，该方式难再续——伴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的老龄化，原本通过人口流动消化的问题在全球变得越发严峻。大规模年轻人口从发展中国家跨国迁出，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从欧洲向亚洲和拉美蔓延，到2050年，东亚、东南亚、北美洲及欧洲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将超过25％。在这样的趋势下，全球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在2050年之前减少超过百分之一。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从2014年到达峰值65.6%后，逐步下降，全球人口年龄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根据联合国推算，全球人口将在2080年左右出现整体性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始终是构成大国的根基所在。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现代化转型的需求之下，人口规模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工业扩张的劳动力供给、捍卫国家主权的国防需求，更是与社会关系、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等问题相互嵌入。以印度、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依然依靠庞大的劳动力优势推动着其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个维度上，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也正因为此，全球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叠加人口结构的变化，致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因人口增长的断崖而感到恐慌，不知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哪里。在传统经济学范畴下，人口数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的推动，国民经济才得以运行，世界人口的增长变化也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存在“经济增长陷阱”。一如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所指出的，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却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人口是一种变相的“负担”；也因此，多出来的人口就可能慢慢被饥饿、战争、瘟疫等方式消灭掉。工业经济时代，人口则摇身一变，构成了经济增长红利。美国学者布鲁姆和威廉姆森经过大量的经济学计算和统计后提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能够快速增长，其独特的人口年龄结构举足轻重——总体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需要抚养的人口（即老人和小孩的占比）就小，劳动年龄段人口对GDP的促进就更多。人口数量仿佛与经济增长形成了密切的关联。然而，当时间推进到了如今的信息经济和科技文明时代，传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再一次被颠覆：一，劳动力数量与生产力脱钩，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再必然代表生产力的增长。过去，由于生产力中科技水平所占比重较低，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而然形成了生产能力，人口数量和规模也就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如今，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力资源也越来越多由高质量、具备一定教育背景及科技含量的人口所组成。典型代表便是非洲，论人口数量和增长，至2023年非洲大陆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六分之一；但论经济发展水平，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尚有差距，与诸多发达国家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断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其他更主要的因素所替代，人口数量的变化并不会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二，信息经济、科技经济时代，生产资源虚拟化，重构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弱化人口权重。在人口断崖的既定事实下，科技的发展和突破打破了工业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逻辑；信息化、数字化生产资料，提高了劳动效率的同时，也内置了劳动者的高素质属性，使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字化、自动化和其他先进制造终端的赋能，从发展逻辑上便颠覆了传统工业经济下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弥合了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差距。以美国、欧洲为首的发达国家牢牢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中高端领域、掌控最高附加值产品的输出市场，以较少的劳动力赢取了更多的经济增长，靠的恰恰就是对虚拟劳动资料的把控所创造的驱动力。因此，整合信息和科技资源、完成产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型，成为现代化转型的重中之重。三，经济现代化对人口再生产消极影响，人口数量的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不利因素。伴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不断凸显：个体从国家生活回归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并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中，生育、养育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超额生育带来的边际效益不断减小，多生多育成为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加之现代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价值感的提升，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更加关注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学习事业，使得生育自主意识更强，生育意愿下降。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不仅如此，AI、机器人的应用，更是形成了对自然人增长的替代，在信息与科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了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