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教育问题放到今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中，提出“要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和群众关切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教育无疑是国家、民众、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就在两会前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了最新调研：今年两会教育领域八个最热话题中，“双减”与课后服务获得了40.9%的关注度，缩小教育资源城乡差距获得了36.5%的关注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获得了36.4%的关注度。
减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都反应了家长们的焦虑：如针对应试教育现状，一再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家长花重金让孩子进行琴棋书画的考级；又如针对普职分流，到底是“初中后”还是“高中后”分流？“五五分”还是“七三开”？再如，为打击“择校热”，实行中小学划分学区，就近上学，教育公平效果如何不说，学区房却频频暴涨，“读得上”首先要“住得起”……
这些热点背后引出的其实是教育的路线之争：公平还是拔尖？
典型如美国的两条教育路线：杰克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一个注重“普通人的机会”，一个强调“有才干者的发展”。
杰克逊式的教育路线坚称所有人生而平等，弱化智力上的先天优势，强调所有人教育权利平等的原则，认为每个孩子都“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成为他所期待的人”。
而杰斐逊信奉的教育哲学则是：“民主是优秀人才的贵族统治”，“只有经过启蒙的人才能在民主的体制下成功地自我统治”，所以杰斐逊主张对一些天赋较高的人给予较高的教育，使之成为德才兼备的政治领导人才。
两者之所以成为难解的结，是多重因素所致：
一来，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这两条路线本就内置着难以兼容的矛盾。
在资源有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面临社会对“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期待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恐慌。毕竟，在以排名分配资源的机制中，一个人的胜出必然直观地呈现出另一个人的失败。而在公平教育的语境下，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
这往往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教育成果失去可检验性，学生的付出与回报无法等价；其二，当学习意愿衰减，学习成绩的下降正是其必然的结果，进而导致教育资源质量整体下滑，整个教育领域在低效中内耗。结果就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聚光灯下的专家高谈阔论着“全方位发展”和“公平教育”，家长、学生却仍然在为一纸学历而四处奔走。
二则，普惠的教育如何应对竞争的市场经济？
从市场经济的逻辑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是贯穿其中的规律，无论是生产、生活，皆被市场所裹挟。在这种“以个体竞争为主导价值”的竞争环境下，唯有以资源争夺的方式去获取发展优势。
学校可以是公平、其乐融融的象牙塔，市场讲究的却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温室里的花朵如何面临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教育与就业的落差不仅考验着学生的适应能力、家庭的支持能力，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若以竞争为准则，那名校和成绩也必然成为评价标准，所谓的教育公平也很可能是难以到达的乌托邦。
三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背景下，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理想异化为一种既精明又务实的教育功利主义。
东亚国家都深植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过度强调学业成就和社会地位，个体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难以规避家庭和社会的舆论压力，使大多数人一生在追求着社会的认可，不断地竞争，最终每个人都被捆绑在这种价值观下负重前行。
过度的教育投入，导致教育不再只是教育，而异化成阶层跃迁的途径与工具。对于中国中产家庭而言，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它是竞争性而非普惠性的。
一个身处国内教育体制下的学生，衡量其人生前18年成败的标尺，无非两场考试：一场中考，一场高考。这意味着家长们将和教育相关的投入大都花费在了与应试教育直接挂钩的学科培训上，最终目的是让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大学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场所，决定着下一代是否能继续维系其父母辈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实现一种阶层的“代际复制”。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日常焦虑，驱动着学生和家长在内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拉开一场与时间和金钱赛跑的军备竞赛。
结果就是，公平教育与拔尖教育之间自说自话，整个社会都在“拧巴”中前行，人们一边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来自我安慰，一边鼓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神话。
以往，教培机构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公平和拔尖之间的“脆弱平衡”。学校在“双减”政策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下，不得不降低课程的难度，精简教学的内容，就连考试也要被冠以“阳光综合素养测评”的名头。学生也不满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本身，而是将升学视作一场对未来的投资。因此，校外教培就好像一个“桥梁”，一头是便宜的公立教育，一头是昂贵的精英教育，其间是为其埋单付费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家长。通过这个“桥梁”，社会各方就可以绕开原本互相矛盾的程序与机制，让系统运作下去。
也正因如此，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对教培机构的强力整治，使得资本、市场化、商业化成为千夫所指的万恶之源。
殊不知，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初衷是好的，旨在扩大教育资源，但由于方方面面的现实制约偏离了轨道。
从20世纪80年代为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学校经营创收，自谋生路；到90年代允许学校通过出卖学额（缴费生、择校费）获得发展经费，以及通过“名校办民校”的“改制”而营利；新世纪之后名校与培训机构联手、资本市场加持，课外培训业爆发式增长，择校竞争、奥数热、学区房高烧不退……享受“优质教育”逐渐成为家长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竞争。
可以说，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因循守旧的教育体制相遇，导致教育在市场与政府、商业化与公益性、育人与赚钱之间摇摆拉扯，偏离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质。
必须认识到的是，教育改革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既有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社会情结、文化理念。新的时代背景已经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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