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全合作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随着各自战略优先日渐分离，欧美的安全利益随之分化。冷战结束后，从伊拉克战争引发的跨大西洋关系危机，到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政策分歧和责任分担，从利比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新的分工模式，到伊朗核危机中的冲突，欧美安全合作中的龃龉和责任分担矛盾都是双方安全认知和利益偏移的结果。特朗普1.0时期，面对北约内部的异质性和欧美协调的缺乏，法国总统认为北约已“脑死亡”。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北约作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性，承诺将实现对欧安全责任，而马克龙则重申欧洲战略自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拜登强调大国竞争时，欧洲却聚焦非洲大陆疫情防控和安全问题，上述这些都生动体现了欧美安全利益的偏移。二，欧美保护主义趋势制约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欧美均具有广泛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基础，欧美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名，实行更加“安全化”和“政治化”的经贸政策。一方面，在保护美国就业与增长的“美国优先”理念下，拜登政府难以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议程。另一方面，欧洲战略行业清单也日益增加，保护主义之墙加固。此外，欧美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态势也将日益明显。无论是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补贴政策，还是数据转型中对数据信息的控制和利用规则优势弥补技术短板，都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欧洲与美国在同领域的竞争与矛盾。在数据产业领域，欧盟长于规则，美国强于技术，加之双方在数据经济治理领域的理念差异，导致近年来欧美在数据产业方面龃龉不断。围绕数据税、隐私权以及垄断等问题，欧盟委员会多次发起针对美国数据企业的诉讼，美国在欧企业普遍担心自身在欧贸易和投资会受到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困窘、工业外迁、社会分裂正进一步倒逼欧洲反控制意识的觉醒。毕竟，欧洲如今成为“经济病夫”，一定程度上是拜美国所赐。自2021年底白宫加剧俄乌紧张局势开始，全球气价、油价就在不停地飙升。冲突爆发之后，能源、粮食价格升得更快。可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欧洲进行施压，勒令其对俄罗斯展开“围殴”式的疯狂制裁，不准欧洲采购俄罗斯的石油等产品。于是，欧洲只得被迫接受美国的高价石油，眼睁睁地看着通胀指数每天被推高。在援乌一事上，美国同样赚得盆满钵满。因为援助乌克兰，欧洲多个国家的武器库接近告罄，只得向美国扩大军购。同样的，欧洲大量财富被美国赚走。2017年9月，马克龙在索邦演讲中提出了“主权欧洲”目标。此后，该理念几乎成为欧洲应对一切危机的药方，欧洲对主权的诉求几乎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特朗普1.0期间，欧洲在战略自主方面取得的进展超过冷战后历任美国政府时期，有观点调侃称，“特朗普偶然间成为欧洲主权之父”。随着欧洲自主意识觉醒，谁会甘心全被盟友摆布呢？有“棱镜门”监听事件的前车之鉴，欧盟外长会议上的成员国参会代表都没有随身携带通讯设备，尽管他们不说，这又是在防备谁监听呢？欧洲今天的戴高乐主义者或许发出的声音还不够响，但只会比20世纪60年代更清醒。总之，欧美关系转型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也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相对衰落，全球新一轮竞争浪潮到来；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欧盟自身战略利益调整和现实需求转变等。从趋势来看，美国霸权再也无法收敛欧洲，运行了数百年的大西洋轴心越来越被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车轮。如今，帝国板块的碎裂是不可逆的，但这一碎裂的过程却不是线性的。应当指出，欧洲国家多，情况各不相同，利益诉求差异较大，以往欧洲的“三驾马车”随着英国脱欧削弱了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德国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日渐膨胀；法国总统马克龙抱负远大，但单凭法国的激情和力量显然难以带动整个欧洲。加之欧洲内部对美国态度不一，自身实力不济，欧洲要形成制衡美国的力量并对美国真说“不”，难成现实。也无怪乎有媒体指出，美欧关系犹如一对历经风雨的“世纪夫妻”，虽有不和，但又难以彻底解绑。未来，一方面，虽然欧洲依旧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叫板美国，但用各种手段“阳奉阴违”将是大概率事件。随着2024年大选特朗普的再次胜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一旦有机会，欧洲也将不遗余力地谋求自身的战略自主。另一方面，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将对欧美的分道扬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欧美关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庞大人口基数使之既是世界最大的货源地，又是最大的消费地，一旦欧亚大陆开启内部整合，由此将激发强劲的经济能量。欧洲既忌惮与中国的产业挤压，但受实用主义驱动，欧洲也有动力通过深化中欧合作，以分得一杯羹。无论如何，欧洲都将经历一段痛苦的探索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