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的交易引发巨大争议。
对此,中国强势回击。
其一,强烈抨击。
国务院港澳办罕见转发《大公报》三篇社论,直指交易“罔顾国家利益”;香港《大公报》发飙质问:“这究竟是普通商业行为,还是政治投名状?”
香港特区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痛斥“商人无祖国”:只会沦为被人欺凌的孩子。
其二,合规审查。
3月18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关于李嘉诚卖巴拿马运河事件提出,任何交易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港府会依法依规处理。
其三,外交斡旋。
3月14日,中联部代表团访问巴拿马。
最新消息显示,巴拿马港口交易似乎要停滞了。
资本市场也做出了回应。短短十几天,李嘉诚家族旗下长和、长江基建集团、电能实业、长实集团这四家公司市值蒸发超过781亿港元。
在此事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李嘉诚为何如此操作,只是“在商言商”?
要分析这个问题,还要看李嘉诚的发家史。
李嘉诚这只“屋顶上指明风向的铁公鸡”诞生于“造神运动”,但实际上,风并不是他带来的。“造神者”只盯住个人成就,而忽略了时代背景、格局、历史条件的影响,自然找不到“风源”。论及时代背景、格局、历史条件,李嘉诚的成功即起于此。
第一,特定时空背景成就了房地产经济。
自上世纪50年代始,香港自由市场制度对人口、资金的“虹吸效应”愈加凸显,人口从1950年的186万攀升到2010年的718万,房屋需求激增;但填海造地而起的香港却仅有1104平方公里“弹丸之地”,房地产需求与土地供应之间强烈的反差刺激房价一路疯涨(均价由500元人民币涨到16125美元),香港房地产由“处女地”走向泡沫化,踩准房地产上升波浪的李嘉诚毫无疑问地食利泡沫经济。
第二,政商关系“蜜月期”使其在华版图急剧扩张。
改革开放后20年内,非均衡国策助推市场化进程,政府对港资、港企鼓励、扶持,使之享受超国民待遇,如对港企投资项目经营期多于五年的,退还其已缴纳所得税40%税款,即便接下来十年的均衡国策下,基于GDP、税收的考量,财力雄厚的香港首富也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由此促成合作开发,如深汕高速公路、盐田深海港、重庆大都会地产等;而作为回报,李氏商业在内地热衷于教育、医疗、养老慈善事业,李氏父子被戴上“红顶商人”的大红花,猎取更多资源。依靠“水乳交融”的政商关系让李嘉诚长袖善舞。
第三,垄断的存在使其享受不公平竞争利益。
大陆“行政保护”、香港本土自由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却指向一种结果,即强者恒强、走向垄断。这不仅体现在大陆集中囤地、每开发一处就控制庞大的资产组合,更体现在主宰香港几乎所有经济与民生,香港电力、燃气、港口、公共交通以及超市等无一不纳入李氏商业王国,“亚洲一哥”坐享“庄主”利益。
只不过,背景、格局、条件有其特定性、时代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随时势发生变化,依附于其上的运势就不得不出现转折。
于是,李嘉诚出走香港、离开大陆,甚至和美国“勾搭”。
从其发家史和随后种种举动来看,李嘉诚“层次太低”。在企业家的五个层次中,他最多到了第三个层次,自然做出的决策失了远见。
那么,第二大问题就是,百年大变局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什么样的企业家又会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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