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3日，美国众议院以218票对214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大而美”法案的立法。在随后的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终于落地生效。
然而事件带来的争议和蝴蝶效应远远没有停止。此前，马斯克连发数十条帖文抨击该法案，并表示，如果法案通过，第二天就会成立“美国党”。事实也是，在法案通过的第二天7月5日，马斯克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党”已于当日成立。美国党争正在进入深水区（详情可见：马斯克成立“美国党”，如何搅动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研究报告）。这项立法无疑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向。在6月26日的福卡智库内部研讨中，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教授指出，美国四大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将其“山巅之城”的基座撕裂为相互倾轧的断层带。一是，以加州动乱为代表，移民和种族矛盾、联邦与州权、政治极化等多重矛盾在美国集中爆发。这一方面源于移民与种族矛盾的难以调和：美国既需要移民填补底层劳力缺口，又吝于赋予其平等权益的矛盾早已埋下火种。另一方面更是“防集权、保分权”这一美国立国基因在当代的猛烈爆炸。联邦搬出宪法“最高条款”试图压制，地方则挥舞第十修正案主张“州权”自治。联邦与州之间的矛盾撕裂，正是两百多年前美国制宪者埋下的“州权地雷”被踩爆了。二是，“特马”组合分道扬镳折射出政治精英与商业巨擘的结构性矛盾。一是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矛盾。马斯克的商业版图代表以新能源、航天科技、AI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仍锚定传统工业体系。二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根本对立。特朗普主张反全球化，欲以保护主义高墙重振制造业；而马斯克为全球化代言，代表着跨国企业对开放市场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天然渴求。 三是，以哈佛与特朗普政府之争为代表，美国精英的“理性傲慢”与红脖子的“感性愤怒”形成不可调和的张力。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等顶尖学府发起全面围剿，本质是美国知识精英与“被遗忘的大多数”之间深刻裂痕的集中爆发。一边是哈佛精英们对国家政策的精密推演，一边是铁锈地带工人对生存困境的愤怒呐喊。当沟通桥梁断裂，共识基础崩塌，精英与民众的互信便如沙塔般倾颓。四是，关税战、贸易战背后的国际矛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全球化展开的必然，而这一矛盾在市场经济内在逻辑展开下是无解的。特朗普抛出“全球剥削美国”“美国吃亏论”的叙事观，试图重构有利于美国的全球贸易体系，把关税武器化。正因如此，这一矛盾首先体现在与中国的全面矛盾，其本质在于两国对“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一根本性资源的激烈竞逐。其次是美国与所有贸易国的矛盾，通过“对等关税”胁迫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在中美之间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