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该媒体连线采访时，指责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还在继续依赖中国生产iPhone手机：“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蒂姆·库克一直在要求更多时间，以便将他的工厂迁出中国。我的意思是，这简直是硅谷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出肥皂剧。”
为什么苹果迟迟没有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也没有把复杂的供应链转移回美国？事实上，并不是库克不愿意，而是新一轮产业变局已经到来。苹果手机此前之所以可以实现在美国设计、在他国生产的模式，是因为在从前那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文明的代差一定程度上是被抹平了的：一方面，工业时代产业分工的需求引爆全球化浪潮，各大经济体被统合在经济全球化的系统中。各个经济体相互勾连、相互渗透，先发国家为了寻找成本洼地，不断地向后发国家转移产业链。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中，互联网又进一步抹平国民禀赋的影响差异。信息时代大量的生产方式从线下搬到线上，冲淡了现实国民禀赋差异造成的影响。数字游民的兴起就是佐证，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办公，而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然而，随着新一轮产业变局的到来，不同国民禀赋造成的经济文明代差被推上了高地，以往的模式自然也走不通了。一来，去全球化浪潮分割了自由市场，全球出现经济板块化特征，内部国民禀赋的影响权重被拔高。各经济体之间结成板块，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以美国经济为核心、以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为核心和以中国经济为核心的三个板块，每个板块间的要素流通成本被抬高。随着新一轮产业竞争白热化，国家在产业变局中权重将不断攀升。二来，科技文明下，创新能力或将是各国产业竞争中的核心要素，国民禀赋中的“人文禀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要比拼创新能力，各大经济就要比拼谁是创新的乐土，谁能培养出更多优质人才。随着AI时代的到来，各国都在为产业变局积蓄人才优势，以满足对人工智能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放眼未来新一轮产业变局，各大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或将向国民禀赋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