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国家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很多国家都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国家战略，并大力扶持。比如，过去，德日韩等国押注汽车、造船等制造业，经历产业升级后在全球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市场份额。

对中国而言，伴随国企双循环2.0的改革倒逼，大国竞争需要更优更强的国企。无论是外部调整(如大国博弈、追赶战略等)，还是内部发展需求(如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等)，都将凸显国企战略思维的重要性。然而，国企却面临三大难题：

其一是国企在国际上遭遇的“狙击”。

西方限制中国国企的主要理由就是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因素下的战略产业安全焦虑、军事关联疑虑及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国企也因此被西方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

此外“价值观输出担忧”，在“经济与市场规则冲突”栏目下违反国际规则行为，即通常说的国企补贴、低价竞标等行为，以及“市场准入不对等”，这都是国企在西方眼中不可饶恕的“原罪”；至于对国企带来的“债务与可持续性质疑”就更离谱，而与ESG标准不符则是一个“百搭”的借口，其他还有财务不透明、腐败风险、本地化不足、忽视社区利益等等。

总之一句话，因为国企和政府有关联，那么它就注定像“麻风病人”一样危险。其核心矛盾在于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式全球化与西方信奉规则优先主导的全球化的激烈碰撞。

其二是国企那复杂多变的“主要使命”。

在当前国内外异常尖锐复杂的环境下，国企承担着多重使命：既要服务国家战略，又要适应市场化竞争；既要稳定经济增长，又要满足KPI考核；既要控制住关键领域，又要产业链自主可控；既要搞好“双循环”战略，又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要搞好“混改”，又要实现科技创新引领；既要落实逆周期调节，又要履行社会责任；既要讲究经济效益，又要强调政治责任……

无数个“既要……又要……”层层叠叠地压在国企肩上，每一个都要努力完成、认真对待。“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但国企也是企业，从企业角度看，它的核心使命按理说只有一个，要么赚钱，要么公益，是单选题而非多选题，正因如此，“既要赚钱，更要扛事”的核心使命往往容易导致“一犬追二兔”，东奔西跑却一无所获的结果。国企怎样才能只抓一个核心使命而淡化其它附加要求呢？

最后是国企领导团队的无奈。

“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国企管理行政化导致企业领导短期执政、频繁换岗，国企领导跟政府官员一样面临“一张纸两句话三分钟”的待遇，这张纸可以决定你上天入地。而决定这张纸内容的因素就太多了，多到让很多领导迷失自我。

而更考验人性的是“59岁现象”，诸多人物反复演绎了“59岁现象”的桥段，但决定他们飞蛾扑火般地走向腐败深渊，肯定有来自人性的深刻原因。

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怎样既实现功成名就又平稳着陆？这是一个让国企领导们梦寐以求的“伟大目标”。

上诉这三大问题若仅在问题本身中找出路，那是不太可能找得到的，必须以新的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去重新定义国企价值。为此，福卡智库推出快咨询服务《国企专报》，助力解决国企面临的种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