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天齐锂业在智利的一场官司走到了终点。智利最高法院驳回天齐方面针对SQM（智利化工矿业公司）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合作协议提出的诉求，维持了此前法院的裁决。对天齐来说，这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诉讼；对智利来说，则意味着一项已经写进国家锂战略的安排获得了最终司法确认。

2018年，天齐斥资约40.7亿美元取得SQM 23.77%的股份。几年以后，它依然是这家公司的重要股东，却已经无法阻止智利国资从2031年起取得合资公司的经营主导权。而当诉讼结果尘埃落定的这一天到来时，真正值得注意的却是另一个细节：一座全球最重要的盐湖发生如此重大的控制权变化，锂价并没有因此出现与事件规模相称的剧烈波动。1月27日，电池级碳酸锂现货均价较前一日反而下降约9000元，市场仍然围绕库存、供需和此前形成的价格预期运行。

这件事情有些耐人寻味。矿在地下，矿权在合同里，价格却在另一个地方形成。天齐买下的是SQM的股份，真正进入价格体系的，却是盐湖产量、冶炼成本、电池需求、库存变化、期货资金以及下游技术路线共同作用后的结果。于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控制世界级矿山，已经不足以左右价格，那么这些资源国近几年争着把矿权重新握回手里，究竟是在争什么？

先看智利。2024年5月，Codelco与SQM签署合作协议，新公司由Codelco持有50%加一股，2030年前仍由SQM负责日常经营，2031年至2060年则由Codelco负责管理；从2031年开始，智利国家可以通过税收以及Codelco的股东收益等方式获得新产量约85%的经营利润。这个安排并非简单把外资矿山收回来，它保留了SQM的技术、设备、员工和商业网络，同时把资源权益、合同期限和国家收益重新组合。天齐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少数股东对一家拥有核心锂资源企业的影响力。智利要拿回的，也并非单纯的一座盐湖，而是对未来几十年资源收益分配方式的控制。天齐的诉讼落槌，只能说明这套制度安排已经获得司法支持；它没有自动把定价权一起交给智利。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墨西哥和印尼，但原因并不相同。2022年以来，墨西哥通过修改矿业法，把锂的勘探、开采、加工和利用纳入国家专属管理框架；2023年，墨西哥方面取消了与赣锋锂业Sonora项目有关的9项锂矿特许权，赣锋随后提起仲裁，截至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这里面牵涉的则是锂被纳入国家资源治理框架以后，原有矿业特许权如何重新处理的问题。

印尼的情况更直接：这个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矿生产国之一，并通过限制原矿出口、吸引冶炼和材料投资，把资源优势一步步推向产业优势。到了2026年，它开始重新收紧矿山配额。最有代表性的Weda Bay镍矿，2026年初获批的生产销售额度只有1200万吨湿吨，较2025年获批的4200万吨减少约71%，企业随后提出提高配额的申请。印尼的逻辑与智利不同，印尼并没有重新讨论矿权归谁，而是在控制产量节奏。可以看出，从矿山所有权，到开采配额，再到收益分配，资源国开始尝试把手伸得更深。的确，以往价值连城的矿山，外企分走七成利益，资源国只拿到三成，如今难道还要资源国感谢这些外企吗？

因此，把这三个案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虽然动机不同，政策工具却出现了相似的变化：国家开始重新介入原本更多交给企业和市场处理的资源开发环节。有的重新安排长期资源合同，有的把锂纳入国家管理，有的通过配额压缩矿石供应，再把冶炼和下游投资一起纳入产业政策。过去很多资源国更关心的是把矿卖出去，现在越来越关心矿由谁开发、每年开采多少、收益留下多少，以及开采活动能在本国形成多少加工能力和就业。

在资源政策研究里，这类变化通常被归入“资源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范围其实比“把矿收回来”要宽得多。提高资源税、重新谈判特许权、限制出口、调整开采配额、要求本地加工、引入国有企业，乃至直接推动国有化，都可以成为资源民族主义的政策工具。

它背后的共同取向，是资源国希望提高国家对战略矿产开发过程的控制程度，并重新分配矿产开发带来的收益。放在今天的锂和镍市场里看，这种政策取向重新受到重视，也有很现实的原因：资源价格曾经经历过极端上涨，随后又经历深度调整，而真正掌握资源的国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矿山一旦进入全球产业链，利润和话语权未必都会留在资源端。

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

答案要从锂和镍经历过的那一轮极端行情里找。2020年前后，碳酸锂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工业原料；新能源车的快速增长把它突然推到产业链的中心。全球电动车销量在2025年已经超过2000万辆，占新车销量约四分之一，中国当年销售超过1300万辆，电动车在中国新车销量中的占比接近55%。过去几年需求增长得太快，矿山建设周期又长，于是锂价在2022年前后冲上几十万元一吨。价格越高，新增矿山和盐湖项目越有动力进入市场；等供给集中释放，需求增长又开始放慢，价格便迅速掉下来。

2025年6月，中国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一度降至每吨5.9万元，创下多年低点。之后随着储能需求增长、部分供给收缩以及市场预期变化，价格重新反弹。锂市场经历的这轮周期，其实已经把一个规律演示得很清楚：矿山的价值会随着价格变化，但价格同样会反过来决定哪些矿值得开发。

镍的故事更加极端。2022年3月7日至8日，LME镍价在极端交易中急剧上升，3月8日交易所暂停镍交易，并取消相关时段的部分成交。今天回头看，那场危机真正暴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企业的空头头寸有多大，而是现代金属市场已经很难把“矿山、冶炼、交割品和金融合同”看成一回事。中国一些企业的主要产能在印尼，其生产的镍铁和高冰镍与LME可交割镍并不相同；当俄罗斯供应、交割规则、场外融资和期货头寸同时发生变化时，矿石本身甚至没有减少，价格体系却可以先失去秩序。LME后来在规则和风险控制上进行了调整，但这个事件留下的问题一直存在：谁拥有矿，和谁能够在一个特定市场里影响价格，并不是同一件事。

真正把这个问题讲透，需要把“定价权”拆开看。第一层当然还是供需，但它已经不再只发生在矿山和工厂之间。2026年1月23日，中国进一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镍期货以及碳酸锂期货和期权等14个期货期权品种。镍在上海，碳酸锂在广州，交易所提供的是一个把全球资本、国内需求和产业套保集中到一起的价格窗口。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上海或者广州从此可以单独决定全球价格，而在于真实贸易和金融交易越来越靠近同一套价格形成机制。

第二层是技术。同样的红土镍矿，能否通过HPAL等工艺变成适合电池产业的中间品，成本差异可能直接改变矿石的经济价值；同样是锂资源，盐湖提锂、硬岩提锂、锂云母提锂的成本和环保约束也并不一样。矿石不会自己告诉市场它值多少钱，工艺路线会。

更重要的是，“定价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概念。有人能决定资源由谁开采，有人能决定今年允许开采多少，有人能把现货交易变成期货合约，也有人握着最大的采购订单。它们都能影响价格，却很少由同一个主体同时掌握。资源国最容易获得的是供应权，因为矿埋在那里；真正难获得的是让全球买家接受一个由自己主导的价格体系。这中间隔着交易规则、交割体系、加工能力和庞大的下游需求。印尼近年不断调整镍矿配额，就是在放大供应端的影响力；中国推动国内期货品种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则是在扩大价格形成机制对全球资金和实体贸易的容纳能力。两者都在争取影响价格，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第三层是产业链。印尼过去十年最成功的一步，就是把“镍矿出口”改造成“镍矿—冶炼—材料”的产业链。中国企业在其中投入的冶炼和材料能力，实际上改变了镍资源的价值实现方式。对资源国来说，掌握矿可以获得资源租金，掌握产业链中的客户、加工技术和大规模需求，则决定矿石究竟以什么价格、以什么形式进入市场。

第四层才是地缘政治。2026年2月，美国、欧盟和日本宣布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并计划建立包括价格底线机制在内的协调政策。资源政策已经开始从单个国家的矿山管理，进入供应链集团化竞争。到了这一步，锂镍价格已经很难由某一个矿山或者某一个国家单独解释。

所以，所谓“资源民族主义”真正值得观察的地方，不在于资源国想多拿一点利润。矿产属于资源国，国家要求提高资源收益，本身并不难理解。值得关注的是，资源国正在学习怎样把矿权、配额、税收、冶炼和产业政策放在一起使用。过去很多资源国拿到矿之后，下一步只是卖矿；现在它们越来越希望把资源优势转化成财政收入、产业投资和本土制造能力。印尼在镍上的做法已经说明，资源国完全可以借助中国等外部资本把产业链搭起来，再逐步提高自己对资源端的控制程度。

这里还需要区分一个经常被混在一起的问题：资源安全和价格控制并不是同一个目标。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优先追求供应安全，即便它无法主导国际价格；一家企业也完全可能因为拿到了长期稳定的矿源，而获得比市场报价更稳定的成本结构。对于新能源产业来说，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资源竞争真正进入深水区以后，争夺的东西因此越来越多：矿权、产量、成本、标准、合同和客户，彼此之间并不能简单替代。

这也意味着，未来资源竞争未必会简单回到“谁控制矿，谁就控制价格”的旧逻辑。资源国可以通过限产制造供应紧张，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库存、预期和资金把这种紧张提前反映到价格中，下游企业又会根据成本选择材料、工艺和替代品。价格涨得足够高，原来不经济的矿会重新变得有价值；价格长期偏高，技术替代和回收利用也会加快。

对锂而言，钠离子电池已经从实验室概念逐步进入商业化；2026年4月，宁德时代与海博思创签署60GWh钠离子储能合作协议，说明这种替代路线已经开始进入规模化部署阶段。它短期内很难取代锂离子电池，但它至少改变了市场对锂需求弹性的判断。资源国每一次试图把价格往上推，都要面对下游改变技术路线的可能。

问题也就回到了中国企业自己身上。过去做海外资源投资，最容易理解的逻辑是“找矿、买矿、锁资源”。今天这套方法仍然需要，但单纯增加权益矿数量已经越来越难解决所有问题。企业真正需要控制的，是资源进入产业链以后那几个不可替代的环节：长期供货、加工能力、技术路线、客户关系、金融套保，以及与当地社会形成的利益联系。矿山可以换主人，价格也可以涨跌，但如果企业同时掌握资源来源、加工能力和稳定的市场需求，它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就完全不同。

这也是“抢到矿，为什么抢不到价”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过去人们习惯把资源竞争理解成一场地底下的争夺，谁的矿多，谁就更有话语权。现在的能源金属市场已经复杂得多。资源国可以决定谁来采、采多少、交多少税；交易所决定资金怎样进入价格；技术决定哪些矿有经济价值；产业链决定原料最终卖给谁、加工成什么；地缘政治则会突然改变原来的贸易路径。矿山只是这套系统的起点。

所以，智利最终拿回的是一项资源开发体系中的重要控制权。它能增加本国收益，也能提高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力，但它很难凭一纸矿权协议独自决定全球锂价。镍也是一样。印尼可以控制矿石供应，却还需要考虑冶炼厂、材料厂和终端需求的变化。真正的定价能力，从来都是一整套产业关系长期积累出来的结果。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变化真正需要调整的，也许不是海外找矿的速度，而是投资资源的方式。资源安全正在从“我在矿山有多少股份”，逐渐变成“这项资源离开了我的产业体系之后，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轻易替代我”。当资源、技术、金融和市场结合在一起，资源国拿回的是矿山控制权；能够在价格形成过程中留下多大影响力，则要看谁掌握了矿山之外的那些环节。

矿在地下，价格却没有停在那里。而接下来的故事与问题，就留给福卡智库新专栏《隐秘的资源战》来呈现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