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少企业叫苦不迭。诚然,外部的“势”,确实让企业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但究其根本,一家企业怎么走,还在于企业家自身的选择。
各类企业频频遭遇困局。
比如,顶着“老字号”光环的上市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利润大降,竟然得靠卖房保障盈利。
无独有偶,中华老字号光明乳业也是危机重重。去年该公司就因为业绩下跌、高管集体离职而一度成为社会焦点,对光明牵肠挂肚的网友们还发出“救救光明”的呼声,牵动无数光明粉丝的心。
根据光明乳业发布的财报,2018年其净利润和营收双降,营收209.86亿元,同比下滑4.7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42亿元,同比近乎腰斩般下降44.87%。这种状况被媒体称为“情怀”也带不火。
不只是老字号,新锐企业也状况连连。
比如,一直对标特斯拉的小鹏汽车也遭遇了类似特斯拉的困境,其新款车2020款G3因被认为是变相降价让老客户炸锅,遭遇维权。
除了小鹏汽车,前途汽车、奇点汽车等一众造车新势力都被曝欠薪、欠款、裁员。
此外,被誉为“金领制造机”、只赚不亏的券商也遭遇过山车般的日子。2018年6家券商出现亏损,其中,12月份16家券商亏损,占比29%。
由于业绩惨淡,甚至出现了河南券商中原证券、国元证券“卖房度日”的状况。
好在今年年初A股出现大涨,券商整体业绩才一改连续三年下滑的态势,有所企稳回升。即便如此,诸如西部券商、第一创业和方正证券等,6月份均亏损超过1亿元。
企业经营难过的“坎”
简单来看,企业经营碰到了难过的“坎”,或许存在一般性的规律。
一直以来,不同行业存在周期性规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毫无关联的两个行业在同一时刻发生危机,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光明乳业在业内曾经创造高速扩张的奇迹,2008年三鹿事件爆发,整个国内乳制品行业受到国外企业挤压,进口量激增。光明依托自身立足上海的优势,引入精细化管理和全自动生产线,并将莫斯利安原产益生菌带回中国,开创了国内常温酸奶的先河,莫斯利安面世的第一年,销售额就达1.6亿元,在2014年巅峰时期,莫斯利安全年销售在60亿元左右,创造性地开启了常温酸奶的“黄金时代”。
然而自2014年开始,多元化经营(投资房产)和缺乏研发投入,最终使得光明主营业务溃不成军。
食品行业因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消费产业,受周期性影响较小,但仍然架不住自身折腾和作死。
而汽车行业则遭遇发展大变局(详细分析可点击收看《汽车大变局》),从连续28年的高增长转为负增长,四大过剩(传统汽车过剩、新能源车过剩、资本过剩、商业过剩)集中爆发,汽车行业洗牌在所难免,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新锐企业,都面临行业性大洗牌的洗礼。
至于金融行业也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调整期。金融行业中,券商一直是行业“执牛耳者”,券商研究员动辄年薪百万,拿十几个月的巨额奖金。券商经纪人收取高额佣金抽成,虽然干的是和保险销售一样的活,但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远超后者。
可惜,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随着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转变发展方向以及2018年的资管新规颁布,金融行业整体面临去杠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多数以通道为主的金融机构主营业务收入来了个腰斩,适逢熊市雪上加霜,让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资本大佬无不捶胸顿足。
新规还取消了资金池业务,这让本来体量庞大的银行和公募基金遭遇不同程度规模减小,而连接二者的券商更是无以为继。
可见,传统行业和金融行业纷纷遭遇经营风险,除了自身原因外,产业变革的急剧加速也让企业本身叠加了一层系统性问题。
企业危机由“势”决定
从深层次来看,企业危机更由“势”决定。
2018年,世界性乱局开启,既往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变得支离破碎,特朗普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掌门人,不但稳不住经济风起云涌的变局,自身反倒先成为“捣乱者”。
十年一度的第四次金融危机正随着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确立,已在2018年爆发。亚非拉等地的边缘国家首当其冲开始主权货币危机,一些国家甚至爆发动乱。随着危机的延续,第四次进入危机进入第二阶段,把中美卷入危机的主战场,身处前沿的企业势必面临变局的冲击。
更何况,过去几年的美元的加息周期早已让众多企业难堪重负,从宏观货币到微观形势,强势美元让制造业进口原材料成本增加,而原本可以摊销成本的出口则被接二连三的关税壁垒所阻碍。
另外,从时间窗口来看,我国的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本可以对冲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低人力成本优势不再,伴随着全面二次城市化中出现的资源错配,使得面临危机之时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以说,第四次金融危机和以往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金融三次危机完全不同,是一场整体性从“势”上对企业进行深层次洗牌的危局。
中国已经全方位参与到世界金融贸易市场,中国企业自然无法像过往一样偏安一隅。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此势此景,从老字号、新锐企业到金融机构均无法幸免,未来扑朔迷离。
由此可见,企业危机在于自身,更由“势”决定,而这可以说是企业的“命”。
“势”对于企业而言,无法把握。但不同企业在相同的“势”下,选择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治理决策,将发挥企业策略上的能动性,演绎出不同的命运轨迹:
一是随波逐流。
这类企业追逐风口,认为成功源于对每一个“概念”与“机遇”的把控,他们是雷军“飞猪理论”的最好践行者,将“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视为办企业的座右铭。
这类企业往往在一开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攻城略地弹指一挥间。但无法在长期的战斗中收缩阵线,资本和产业的冬天一来,往往不能很好地进行防守,最后沦为被收购或破产的命运。
上一轮创业潮中,以“锤子科技”为代表的各类靠投资崛起的企业就是最好的代表,发布产品靠吆喝概念、抢夺市场依靠补贴,供应链仰仗输血,在资金出现问题时没有深刻反思,结果就是无路可走。
二是独创独行。
独创独行的企业往往具有逆向思维的能力,他们善于发现产品在市场中的真实需求,并围绕一个点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十年磨一剑”打磨产品,“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地做项目。
这类企业的缺陷在于现金流往往不会很健康,在面临危机时不能交出很好的答卷,因为前期投入节奏偏长,可能会出现让投资人失去信心,撤资关门的悲剧。
如果冲破财务的枷锁,或者积极开发其他业务反哺高投入业务,往往会走出一番新的天地。
乔布斯曾经多次离开苹果,在iphone问世之前苹果一度被华尔街遗弃,直到爆款出炉,方才“守得云开见月明”。
三是生命型企业。
这类企业往往目标明确,懂得利用自身优势和把握时势,有长期目标,也有短期冲刺,像一个有机组成的生命一般,各个部门如同五脏六腑,共同哺育和维持企业之树长青。
华为在创办之初十年,一度面临次贷危机发展不顺,被同时代奉行“贸工技”的联想无论在净利润和营收上都甩开几条马路,但仍然不忘初心,坚定“自主研发强国”的理念,最终涅槃重生,不单提升了中国通信技术水平,更将5G标准推向了全世界。
企业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的内心
进一步来看,企业要走怎样的路,其实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内心。
金融领域对冲基金大佬索罗斯曾提出著名的“反身性”理论,参入者的思维与参入的情景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彼此无法独立,认知与参入处于永远的变化过程之中。简而言之,即是“你在凝视深渊之时,深渊也在回望你”。
不同企业家出发与面临危机之时,抛开外部因素,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命运,试想创办企业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赚钱。
金钱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可以视作是追求物质欲望的普遍形式,以赚钱为初心的企业家讲求实际,作风踏实但可能受到格局制约,不断转型成了他们的常态,这类企业也随企业家那样,或将在不断转型中获得收益,或在兜兜转转中迷失自我。
二是投机。
投机型企业家是最典型的追逐利益者,他们对混乱和机会有着异乎寻常的偏执,他们可能今天是新时代大变局面前的弄潮儿,也可能明天沦为阶下囚了却残生,就如同资本的人间最佳代言人。
这样的企业,爆发力强但持久度差,天生和“百年老店”无缘。
三是产业。
以产业的心做企业,才会多角度看待问题,就像人分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暮年那般,明白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有如人生,才会在行业“癫狂时不迷茫,落寞时不沮丧”。
这类企业的命,虽和所有企业一样,怀揣着“向死而生”的勇气,但企业家广阔的胸襟让无论员工还是行业竞争者更多了一份淡然。
与其在一个笼子里争夺蝇头小利,他们更看重一起把蛋糕做大,行业蓬勃发展,才能摆脱恶性竞争困境,方能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天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