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类才是病毒肆虐的“黑手”，最凶猛的病毒恰恰是人类自身制造的。只是，传染病无国界，疫控也需要全球系统性结构的搭建与联动。
本文发表于福卡智库内参《高层内参》2019年48期（2019年12月13日印发）
原文标题：《瘟疫背后的“黑手”》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抗疫史
在人类历史上，谈及瘟疫，无不色变。
重大规模的瘟疫，甚且影响国家盛衰与历史进程。
公元前五世纪，一场瘟疫让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导致雅典文明由盛转衰；公元六世纪君士坦丁堡瘟疫蔓延，毁灭了皇帝查士丁尼复兴帝国的期望，成为拜占庭帝国没落的起点；十四世纪中叶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欧洲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
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是重灾区，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谈》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这种“残酷”让人类义无反顾踏上剿灭瘟疫的征程，尤其是1900年后：
一方面，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以抗生素陆为代表的合成化学药物对微生物导致的各类感染性疾病实现有效的控制；
另一方面，疫苗在路易·巴斯德细菌理论基础上大规模应用，一“控”一“防”让现代医学对抗瘟疫进入辉煌期。
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肆虐3000多年的天花病，标志着人类打赢了第一役。
据世卫组织最新消息，脊灰炎这种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已“非常接近”完全消灭， 全球记录到的病例数已从1988年的35万个下降到今天的不到40个，受影响国家从125个国家下降到只有2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瘟疫并未远离
但瘟疫的阴影一直没有远离我们，就在11月12日，北京市确诊两例由内蒙古输入型的鼠疫患者；11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一病人被诊断为腺鼠疫；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又有一例腺鼠疫病例确诊。
防疫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已进入一个新的鼠疫活跃期。同期，登革热疫情爆发，2019年10月21日，孟加拉国卫生部门数据显示，孟加拉国登革热患者已达93807人，其中104人死亡；11月9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新加坡确诊病例达13867例，比2018年同期高出近五倍，2019年以来新加坡已有20人死亡。
更为严峻的是，瘟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陈出新”。
过去20年里，还有如SARS、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至少30种新型传染病横空出世，目前，全球有至少100种常见传染病仍在肆虐，每天都有5万生命因此陨落。
在中国，尽管多种常见传染病已被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但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仍有至少35种传染病在流行。仅2018年，就有7770749例新发病例，其中23377人死亡。
为何瘟疫一边在消除，一边在爆发？
究其原因，有无奈之处，在人类与瘟疫的抗争中，往往处于被动。
诊断疾病，找到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消灭疾病的第一步，但受技术和认知限制，这一过程短可数年，长则达数百年之久。
如20世纪之前，欧洲对疾病病因的探寻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古典时代，疾病是个人不道德、懒惰的证明，既是肉体的痛，更是灵魂的恶；中世纪，疾病有了更多的宗教色彩，疾病源于上帝的惩罚或来自地狱的诅咒，黑死病一度被认定是犹太人与撒旦沆瀣一气导致的；到了19世纪，疾病又被文艺化，彼时肺结核甚至成为“文青”的标志，像雪莱安慰济慈说的那样，“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
与此同时，绞杀瘟疫之战更像是一场持久的攻防战，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2000年7月，美国一个19个月大的女孩在一次性接种5针疫苗后，性情大变，语言能力明显衰退；2001年被确诊为自闭症，6年后法院判定女孩是由于疫苗伤害导致自闭症。
这导致西方“反疫苗”情绪上涨，据今年4月《欧洲晴雨表》民调显示，48%的欧盟民众认为，疫苗会产生严重副作用，38%的人认为疫苗反而会引发所针对的疾病，31%的人相信它会削弱免疫系统。
世卫组织将这种情况称为“疫苗犹豫”（已被列入2019年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与埃博拉病毒等并列），这种“犹豫”直接导致麻疹疫情卷土重来，截至11月初，2019年全球已报告麻疹病例超过44万例。
病毒肆虐的“黑手”
归根结底，人类才是病毒肆虐的“黑手”，最凶猛的病毒恰恰是人类自身制造的。
一，病毒原本静悄悄潜伏在自然界，与自然宿主共存，直到人类侵入，病毒才“被迫现身”。
迄今为止，全球超过50%的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均为动物源性的病毒性传染病，即通过人类活动，一些原本只寄宿在动物身上的病原体通过接触不断地“搬”到人的身上。
1949年以来的国内鼠疫患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捕杀、捡食草原上的啮齿类等野生动物才感染的；
1967年首次出现的马尔堡病毒暴发，其原因是患者接触了一批从乌干达运来的非洲绿猴。且讽刺之处在于有些病毒本身不可怕，事实上经过长期共同演化，很多病原体和原宿主早已达成了默契，如鼠疫杆菌不会轻易要了旱獭、黄鼠、鼠兔等宿主们的命，甚至于草原鼠类的天敌们——狼、赤狐、猞猁等野生食肉动物，也同样演化出了对鼠疫的抵抗力。
而人类的介入就像是硬生生插入自然循环秩序的一段乱码，搅乱了正常生态、激活了病毒。
二，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加速瘟疫传播、诱发新瘟疫。
历史上，瘟疫主要通过战争、通商这两条路大规模传播。
鼠疫起源被普遍归咎于1253年一只蒙古军队远征云南和缅甸，在这一过程中将病菌带回蒙古大草原；在1346年蒙古攻打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时，有一种说法是蒙古军将死于黑死病的病人的尸体投入到城中打“细菌战”。
此后，卡法的热那亚商人通过航路把黑死病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而当下，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加速了瘟疫传播进程。
如果说500多年以前，瘟疫病毒“坐在”商人的船上、士兵的马上，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引起一次世界大流行往往要花几年工夫；现在，全球化与市场化下，频繁的经贸联系让全球融为一体，新瘟疫病毒坐上飞机，几小时就飞到了另一个国家。
城市化尽管改善基础设施，利于提升整体健康水平，但与此同时，也让人口密度和人口迁徙频率前所未有提高，带来传染病传播新问题。
上海地铁16条线路的客运量已经达到了1329.4万人次（2019年3月9日数据），一旦传染源出现在一班地铁上，后果不堪设想。
更进一步而言，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负面效应溢出，如气候变暖、贫富分化等问题，又加剧瘟疫的新威胁。
如2018年在PNA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揭示快速城市化进程会延长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疫情持续时间；
而在东南亚登革热已成主要的城市传染病，呈现周期性爆发频率，甚至开始从主要城市传播至乡村；
再如休眠着千万年古老细菌的永久冻土带一旦大面积解冻，将让未知病毒再度肆虐人间。
三，人类试图战胜疾病的同时，客观上“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
现代流行病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随“命”而新，根据网媒的统计，人类50岁以下主要受肺结核、天花、麻疹、流感等威胁；50—100岁面临癌症威胁，若人的平均寿命突破100—150,或又出现一个新的传染病。
当人类通过各种途径延长寿命、提高抵抗病菌的能力，病菌也相应演化出侵袭人体的新途径。
抗生素是人类抵御细菌感染类疾病的主要武器，但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细菌也通过不断的进化与变异，也在获得针对不同抗菌药物耐药的能力，比如从医院中分离得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90%以上都具有青霉素抗性。
细菌的这种能力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强化，发生基因突变进而产生“超级细菌”。更别说那些试图凌驾于自然至上的激进做法也带来未知疾病威胁。如“基因编辑婴儿”中的CCR5基因，它的突变被证实可抵抗HIV感染，但是却容易引发流感、登革热等病毒感染的高风险。
抗疫情离不开全球统一战线
显然，瘟疫是顶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潜在成本比战争更惊人：
在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时，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有9272人丧生，5.6万人受伤；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姆的分析，美国经济将为这场战争付出1000亿美元的代价。
而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6年的一项研究计估计，一场严重的流行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预计超过70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5000亿美元。
然而，截至目前对疫控的重视与系统性搭建却远不如军控。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的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结核疫情防控未达预期，甚至被医疗媒体报道为“脱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全球瘟疫防御功能的不足。
事实上，我国自从2002年“非典”疫情出现并爆发以来，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从2003年5月，该领域首个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施行，到2018年组建急管理部作为处理突发事件的协调和中枢指挥机关，从而使得从国家到乡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但且不提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前的预见性治理，具体方案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等仍有完善空间；更大问题在于，疫控有其区别于军控的特殊性——即强调联动性。
传染病无国界，疫控也需要全球系统性结构的搭建与联动。
当下世界卫生组织仍作为全球疫情防控的主要组织，但却难高效率调控各国形成统一战线。
2018年以来，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爆发，为有史以来的第二大规模，截至12月1日，感染人数达到3313例(其中确诊3195例，疑似118例)，包括自2018年8月爆发开始以来，登记的2204个死亡病例，死亡率为67%。
但世卫组织却受制于严重的资金缺口（7月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透露有5400万美元缺口），援助无法及时到位，唯有呼吁各国“倍加关注并加倍努力”。
在此意义上，各国搭建高效、互通的疫控架构迫在眉睫。
一方面，搭建卫生安全体系，加强常态化预防、检测、控制协作，完善多区域间联防联控机制。如搭建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和病原实验室检测网络系统。
另一方面，组建全球突发卫生安全应急平台。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系统包括公共卫生应急信息系统、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现代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系统、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等子系统组成，各司其职，互相联动。或可在此基础上，搭建全球卫生安全应急平台，让各国形成合力、保证救援及时到位。
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美国遗传学家莱德伯格曾说，“大自然选择的单位——脱氧核糖核酸（DNA），有时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种不同的生物体中根本不是整齐排列的。它们共同分享整个生物圈。人类的生存并不是预先注定的进化程序。遗传变异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供病毒学习新的伎俩，不仅仅限于按正常规律出现的、甚至经常出现的东西。”
在残酷的自然规则下，全人类将前所未有地站在统一战线上，打响一场永不完结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