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多地都出台了各种促消费的措施，诸如推出消费促进月、双品网购节、老字号嘉年华、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活动，并延续了2020年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尝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提高内需。

然而，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消费修复的步伐被进一步延缓。11月消费数据继续偏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上月的4.9%回落至3.9%，环比增速也由上月的0.40%回落至0.22%。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0.5%，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为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在2019年零售市场规模直逼美国之后，时隔两年，刺激消费似乎又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

其实，以消费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曾“屡试不爽”：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通过高校扩招、发展教育产业来刺激国民进行必不可少的教育消费；

2008年，面对国内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

2012年,在逆周期调节政策退出且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相关部委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的消费刺激政策。

以上历史时期，刺激政策均能有效带动消费的高速增长，从而盘活经济。但此次情况下，从开展消费活动，到发放消费券，国民由于疫情压抑的消费欲望并未因刺激政策发生“井喷”，被给予厚望的“报复性消费”也未能如期而至。

究其“刺激措施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疫情反复，市场供需未能全面恢复。

在新冠病毒不断出现新变种的情况下，无论旅游、娱乐、餐饮还是其他服务行业，短期内疫情爆发的不确定性使得需求呈现较大大幅波动，供给方面往往也会相应控制，导致整体供需不匹配，影响消费复苏。

其二，背景不同。疫情爆发前，全球就还未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全面走出来，再叠加疫情，又来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消费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疫情放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普通国民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的压力愈发显得逼仄；同时，对收入下降乃至失业的担忧无疑会进一步压抑消费需求。

此外，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很多人也开始有意识地缩减开支、规避风险。

其三，空间不同，当前消费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其边际效益在递减。

据统计，2020年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54.3%。本质上，居民消费的爆发性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类似食品、日用品、家电、汽车等物件基本实现家家享有，其整体增长趋于饱和，想再次通过刺激此类消费谋求快速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其四，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中国消费格局分化，以至于消费刺激政策无法全面覆盖各个阶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从而导致居民收入不平衡。长此以往，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会相对减弱，因为收入不平衡会使得消费刺激政策的整体覆盖面下降，可能导致政策无法有效驱动低收入阶层消费，而中高收入阶层的相关消费又趋向饱和。

当下的各种刺激措施都寄希望于消费的高速增长，但实际上，中国原有消费模式的高增长空间正在被压缩。毕竟，高速并不等同高质，以往消费模式下高速增长的空间既面临资源天花板的约束，也面临生态环保的制约。

我国近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不断进步使批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主要诉求，不管是政府引导刺激，还是企业和资本对消费模式的创新，都无一例外地在最大化地挖掘和释放国人的物质消费欲望，同时也将消费和浪费放大到极致，负面效应溢出：

其一，消费高速增长导致我国资源浪费严重。以粮食为例，中国每年进口约1.3亿吨粮食，但被浪费粮食的价值据估算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此外，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年购买6.5公斤衣服（国际平均值为5公斤），每年大约有2600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桶，再利用率不到1%。

其二，消费高速增长诱导个人和家庭的高杠杆。过度的不理性消费催生了不计其数的信用卡透支、“花呗式青年”和互联网“负翁”。

2020年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918.75亿元，这个数字在2010年仅为79亿元。

此外，汇丰银行调查显示，90后人均负债12万元以上，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

其三，消费高速增长引发环境恶化和生存危机。过度消费导致了高消耗和高污染，如矿物燃料的大量消耗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废气的大面积排放导致臭氧层破坏；森林资源的消耗导致土地荒漠化；过度捕捞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以往激进的发展和消费模式凸显出我们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弊端，造成严重的资源消耗和资源浪费。就此意义而言，疫情危机本质是对人类过去激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金融危机本质是对2008年以来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的调整。

以上因素的叠加促使消费从高速向高质转型。正如日本经济自战后重建至今所经历的四个不同的消费时代那样，消费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发生变革和调整。而当下中国的消费模式是复式消费，层叠了后三个消费时代的各种特征，但又在不断地变革和演进。

从消费结构看，人们精神消费的占比向上走，物质消费的占比向下走。伴随着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把大量的金钱花在与人攀比的物质消费上将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购买“美好的时光”将逐渐成为新的消费主流和追求。

相对于物质消费注重功能、外观与价格，精神消费促使人们从生活与情感出发，塑造的是精神体验与思维认同，较之物质消费能带来更多幸福感和更高层次的个人满足。

从消费样式看，消费已融化在生产中，生产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供需的界面开始模糊，生产和消费界面融合，生产过程促成了消费过程，消费过程又推进了生产过程。

从消费理念看，消费在追求健康和理性。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促使人们更加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

事实上，在“双碳”背景下，从长远发展趋势看，消费的发展已不简单要速度，更要质量，消费模式发生根本转变更吻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换言之，消费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向高质转型的重要一环。在过去传统工业经济逻辑下仅强调“三驾马车”规模增长的GDP统计已不再适用于当下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因为传统的GDP统计难以涵盖和量化因消费模式变革所孕育的体验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和文化经济等众多新生领域，也就无法客观地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

而消费模式的变革与演进既是对中国经济以往过分注重高增长和激进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也是对高质量发展和新经济领域的孕育：体验经济是对人民精神生活的补充、数字经济是对社会高效协作的促进、文化经济对新兴产业的开辟、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结构的改造等。

高质量的发展将不再以单纯的增长为目标，而是强调深层次的事物升级、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以及人民多维度的生活需求。

参考文章：

《断崖式下跌、超预期疲软？消费到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