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新经济下，灵活就业已成为新的风向，然而，它也反映了两大问题：

一个是就业与教育的两大难题。

其一是教育脱钩。目前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衔接得不够紧密。当前的就业不匹配犹如“产能过剩”，即大学按现有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符合就业市场上的需求，从而造成学生的“滞压”，因此，解决就业难题更需要的是解决教育脱钩问题。

其二，灵活就业岗位缺乏权威的技能衡量标准和评价标准，“无证上岗”现象普遍。更甚者，相关的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割韭菜”乱象层出不穷。从诞生到成熟，新就业岗位健康发展离不开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体系的“护航”，一旦缺乏官方认证、市场监管，反而让职业培训成为滋生乱象的肥田沃土。

另一个是权益保障问题。

其一，新就业身份关系模糊带来保障资格“缺位”。灵活就业者多以工作任务为目的与平台结合，虽然平台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安排，但劳动者与平台的从属关系薄弱，主体权责也更模糊，现行劳动关系规定不能直接套用，劳动者无法以企业职工身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只能按照个体灵活就业人员方式参保。

其二，“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加大劳动风险。经济活动“去中心化”、“去雇主化”是灵活就业的重要表现，但也导致法定责任松懈，平台通过非正式的雇佣契约、劳动保障义务的解除，以及弹性化的薪酬支付体系等方式，放大了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风险。

最后，灵活就业确实能够带来新的就业。但同时，灵活就业更多是权宜之计。比如，相关数据显示，千万外卖员中有105万大学生以及7万名硕士生。恐怕这些人大部分是受疫情影响而难于就业之下，迫于生计而临时从事该行业。

总之，灵活就业只能作为就业的一个过渡性渠道，很难根本上解决就业难题。

化解就业难题，要发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作用，社会经济也要及时补位。

首先，发挥企业为主体的作用，与政府密切合作推动教培体系的改革，培养充足的人力资本，弥补就业的鸿沟，在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之外维稳社会的运行。

其次，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效能，增加就业缓冲平台。毕竟中国社区有其特殊性，不但为企业提供了依附性的经营场所，更以“政府端神经末梢”的“身份”凝集了资源与产业。

再次，用好灵活就业渠道，做好就业蓄水池工作，发挥社会失业缓冲阀的作用，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服务、劳动权益等保障。

最后，化解教育难题。

目前，可以从职业教育系统、技能培训等方面着手。

一方面，引导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成立新兴行业领域的职业教育集团，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探索实践引校入企、引企入校、共同办学等深度合作模式。

另一方面，政府应统筹规划，设立灵活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机构，加强和有针对性地为就业人群提供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水平。

此外，今后在市场与政府之外也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体系，加大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