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降息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有1月，包括天山农商行、乌鲁木齐银行、新疆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地方性银行下调多个存款产品利率；后是4月，广东、湖北、河南等地多家中小银行、农信社纷纷下调存款利率；紧接着是5月以来，随着中农工建四大行的入局，银行存款利率调降队伍进一步扩大……

降息潮下，有储户开启“暴走”模式，千里奔袭“跨区”存款。只可惜，“特种兵式存钱”随即被阻断。

6月13日央行下调公开市场操作(OMO)七天期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为去年8月以来首次下调；6月15日MLF跟进调降10个基点。新一轮更大范围降息的预期被拉满。

中国降息潮与美国加息潮形成鲜明反差。

从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进行十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超过500个基点。

吊诡的是，一边是激进加息下压不住的通胀压力，5月份美国CPI下台阶但同比涨幅依然在4%，远超过美国官方2%的长期通胀目标，尤其是核心CPI同比涨幅更高达5.3%。

另一边则是降息潮下，“钱去哪儿了”的质疑声迭起，5月份中国CPI同比涨幅0.2%、环比下降0.2%。同期有山西、吉林、上海等9省市CPI处在负值区间。

一边是资本开启“奇幻漂流”。截至5月10日当周，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商业银行存款减少264亿美元至17.1万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周下降，创近两年来最低水平。

另一边则惊现超额储蓄。2022年我国新增住户存款为17.9万亿元，比2021年多出8万亿元；2023年一季度，我国新增住户存款高达9.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万亿元。

中美货币金融殊途背后，一方面，是迥异的货币政策使然。

与宛如过山车的美联储基准利率浮动相比，中国践行稳健货币政策。美国近10年有2次大幅加息周期，而中国近10年内未加息、近20年内仅2次小幅加息。

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挑动“脱钩断链”的结果。

当2001年加入WTO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被阻断，2023年1—5月中美贸易总值1.89万亿元，同比下降5.5%，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8.5%。

中国失去了一大块市场，导致产业链呈现生产能力大于市场容量的风险；而美国失去了世界工厂，形成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更关键的是，中美殊途背后受制于发展路径分野，即两国面临根本性挑战的差异——产能过剩与金融过度（详见2023年福卡智库第21期内部报告《美国两大危机:银行与债务——中国两大挑战:产能过剩与企业生存》）。

辩证地看，中美发展路径看似分野，实则相通，进而使得中美看似殊途，实为“一根藤上两个苦瓜”。

从产业经济透视，中美在贸易金融体系中各执一端，旧世界的坍塌必将引起整个体系全局性的震动。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必须以大量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而中国向美国稳定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平抑其通胀压力。在此过程中，中国借大量顺差赚取外汇、吸纳外资。

鉴于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阶段性限制，外汇进入国内需要对冲增发相应汇率的人民币，实际上使得外汇成为中国的资产池。

当反全球化思潮兴起，这套传统的生产关系、国际规则的外衣终于被撑破，中美皆面临重建一套新体系的挑战。

从底层逻辑拆解，中美皆兑现“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

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水银泻地，其本身就内置着制造过剩的机制——企业追求做大做强，肆意扩张增加产能，资本在逐利的本性下自我膨胀。

由此，过剩成为市场经济躲不过的宿命，包含产能过剩和货币过剩。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上转轨市场经济，伴随阶段性地推进，各类市场主体一度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看到哪种商品有利可图，便一哄而上，最终表现为产能过剩。

而同期，美国步入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市场与政府无不陷入金融货币化、债务化的窠臼。

严峻的是，“以技术创新化解产能过剩”这套西方经济史上的标准答案（即通过产业提升的方法，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传统产业的过剩矛盾），反倒正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大过剩。

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周期长且基本靠天吃饭，很难出现严重的过剩；当工业经济以机器化大生产摆脱自然生产周期的束缚，当科技经济进一步以技术重构生产方式，前所未有的大过剩就像幽灵一样的缠着市场经济这头巨兽，终于引导人类走出几千年的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

面对前所未有的过剩，以降息、加息为典型，中西方不约而同地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干预进行对冲，未料“成绩”还是不理想。

据任泽平团队以费雪方程式（一定时期内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实际交易总量）解构发现，货币流通速度从2018年的0.50回落约10个百分点至目前的0.45。

尤其自2022年以来，货币逐渐沉淀于居民与企业的定期存款账户，退出流通领域，货币循环通道不畅直接抑制货币政策显效。

殊不知，最核心的问题往往难在“制度安排”上，难在财税变革上（详见福卡智库2023年第23期内部报告《工具箱与制度安排——货币政策边际衰减，财税变革生逢其时》）。

然而，财税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高难度的系统操作问题。

在此背景下，从政府到市场本能性地按图索骥，试图从历史中找答案——而“凡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他就会被人们遗忘。凡是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会又想起凯恩斯”，一股凯恩斯主义浪潮正席卷而来。

观念思想的存废与否免不了与当下的经济形势产生几分纠葛，百年前，凯恩斯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灵活偏好（即相较于其他的资本形态，人们更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这三大心理规律去解释有效需求不足。

百年后，三大心理规律仍在潜移默化中生效，引导出在前所未有大过剩中的置顶问题——生产的无限性和需求的有限性不匹配。

由此，无论在理论上，左派和右派的欧美经济学者如何争吵，现实中，经济运作开始向着凯恩斯主义的道路靠拢。

基于“对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凯恩斯主义认为走出危机的根本办法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逆经济风向而动”。

这也一度被视为“将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从1929—1933年大萧条之中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和“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和指导应对政策的基本原则”。

只可惜，旧时代的药方医不了新时代的病——且不提，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诸多理论端争议，如“革了萨伊定律的命”（萨伊定律可简单概括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只看到需求的重要性，忽略供给方面的重要性；

再如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认为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而政府则是最大化社会利益的“完全理性人”。

更关键的是，“相机抉择”的政策出发点就是调节经济的短期波动，这直接干扰经济长期平稳运行，加剧了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的一句名言就是“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该逻辑衍生下的经济政策套路往往出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不能解决长期性的根本问题。

何况，历史虽看似压着相同韵脚，但不会简单重复。

更进一步拆解，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根本性转向。

此前，人类诅咒短缺，却又依赖短缺，毕竟过去的几千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与机制都是建立在短缺之上。而随着过剩经济的登场，就像给人类经济文明演进画上一道休止符，在短缺经济的全部积淀，都变成了被釜底抽薪的对象。

最起码，在过剩的时代一味强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高效率的“陈腔滥调”已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自由市场经济只会导致过剩的加剧，该运作模式不是本轮危机的药方，而恰恰是本轮危机的原因。

经济学家赫希曼在评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指出，凯恩斯主义不仅是一套实用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开拓了新的选择”，即“第三条道路”。

在凯恩斯之前，政府似乎是经济运作的旁观者，“不参与”是那一时代的信仰。而凯恩斯主义隐含着以“有形之手”打破市场“一手遮天”的理论成分，进而完全改变了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理念，重塑了各国决策者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

只不过，无论政府之力如何显神威，在西方，相对于政府干预来说，市场经济都是作为经济模式的主体而存在。

而当下，市场经济作为唯一主体的经济运行模式逐渐坍塌，亟待摸索出一条新的“第三条道路”。

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又意味着现有的任何单一模式都难以带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历史演化迫切需要横空出世一种综合模式。凯恩斯主义回潮的背后，各国潜移默化中践行的是“比凯恩斯更凯恩斯”的实践，折射出国家经济小荷已露尖尖角。

客观而论，从疫情到极端气候，再到拉动全球经济复苏，需要国家经济的战略意志及谋篇布局，与市场经济形成互有交错乃至重叠混合互补的态势。按照几何原理中稳定的三角结构形态，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之外，社会经济将补上另外一角。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自由竞争为主，讲究效率；那么社会经济则弥合二者均无法触及之领域。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专注市场与国家不愿或难做之事，尤其“呵护”面广量大的普罗大众，让其获得资本、创业、就业机会，进而提升整体社会福祉和确保整个社会稳定。

概言之，引领未来的全新的“第三条道路”将演化出“3+X”结构。

其中，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共同构成“三元经济”结构，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核心支柱，即“3”。

同时，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叠加技术复杂的速度和方向的不确定性，让经济系统处在动态演化、随时突变的生态运动中，始终有一个永恒未知的“X”应对填补“三元经济”的空白，对经济运行模式进行版本升级。

过去四十多年来，政府之力与市场之力的磨合在中国这片土地产生化学反应，逐渐催化出经典市场经济框架难以解释的“例外”，“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即为典型。

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在《比较金融系统》中文版序言中惊叹，“按传统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失败的系统”，而后话锋一转，“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充斥在主流西方经济学教材以及文献字里行间的悖论，而这个悖论透露出在市场经济维度上难以对中国经济崛起进行解释，客观上，中国已在实践中率先冲破市场经济作为唯一性经济主体的框架。

1933年，罗斯福接替胡佛成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基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大刀阔斧地采取一系列相关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走出危机。

九十载风云流转，全球经济又面临走出经济增长低迷的挑战。毋庸置疑，中国“例外”让中国率先挣脱市场经济唯一性框架，在摸索“3+X”经济运行模式上占据有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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