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极化、党争加剧！美国正在抛弃自由市场至上？》一文中，我们分析了美国政治斗争的内核。作为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理想国”的美国，其政治范式代表西方文明鼎盛。

然而，当自由市场经济的财富积累模式正前所未有地破坏其经济、政治基础，这套政治范式自然也就会在震荡中面临重大调整。

当下，美国认定其无法继续坚守经济全球化、自由市场的“旧共识”，进而抛出“新共识”以解决四大挑战。

一，美国产业严重空心化，尤其是全球化造成制造业外迁和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

二，地缘政治与安全竞争拖累经济发展，主要围绕中美竞争、俄罗斯威胁等；

三，气候变化加剧能源转型压力，影响技术创新、气候目标与就业等多个方面；

四，社会贫富差距威胁民主制度，包括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抬头。

问题在于，虽然都是从新自由主义回调，两党给出了背道而驰的解决方案。政治极化和党争难以短时缓和，美国政治也将在分岔之中迎来一个年代的动荡洗牌期。

“新共识”核心是摒弃对自由市场的过度迷信，转而动用国家机器，全面复兴美国国内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尽管如此，断言民主党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成功仍然为时尚早。

正所谓去工业化易而再工业化难，制造业回流特别是本土产业生态的重新培植需要长期努力，无法通过几个法案一蹴而就。至于“美国优先”，中美贸易纠纷造成美国约1000亿美元出口缩水、约25万个就业岗位流失，被媒体嘲讽为“愚蠢的生意”。

由此推导，长期看，美国将在政治理念、社会思潮和政治模式三大方面做艰难调整。

首先是政治理念。

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横空出世到其学生福山“历史终结论”引爆当代政治哲学辩论，美国始终将自由、民主视为其立国之根本，热衷以“世界警察”之姿态到处传播其自由主义价值观。

殊不知，美国自身正从新自由主义回调，转而鼓吹国家干预，虽然两党精英已取得部分共识，但是仍有分歧。

如果说民主党抛出的“新共识”是回归汉密尔顿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那么仍旧盘绕在共和党上空的“美国优先”则更像是接受了杰克逊主义强调的孤立、本国优先。

除去每年必然上演的政府预算拉锯，两党精英们也将更频繁、巧妙地以自由市场外壳包装国家主义。届时，美国将在精英的互相倾轧中找寻能够被两党接受的、全新的政治理念——正如200年前在美国国父们之间上演过的那样。

其次是社会思潮。

从2020年5月“黑人命也是命”运动到当下愈演愈烈的“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抗议，美国社会已经耗费了太多精力与资源在所谓身份认同的议题上。进一步说，身份认同只是政治正确走向极端的一个案例。

又比如，提倡维护性少数群体权益原本是件好事，发展至今却已出现“医生怎可随便定义婴儿性别”的滑稽观点（详见2023年第32期高层内参文章《政治正确，美西死穴——暴乱、枪击，止不住的出血点》）。此前一度流传的“性别是沃尔玛购物袋”正是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讽刺。

极端政治正确本质上是宗教主义对普罗大众潜移默化的侵蚀，将美国社会拖入无限内耗当中。

正所谓物极必反，法国大革命历经数不清的政治博弈与攻讦杀戮后，适中的平等、自由、博爱才渐渐于政权更迭中兑现。跑到另一个极端的社会思潮，往往会在极端波动与混乱中逐步收敛到均线。

再者是基于前二者的政治模式。

美国式三权分立曾为世界提供了国家建构的独特经验；然而，无论是“跛脚鸭”总统与国会僵持，抑或是国会两党对峙，当今美国的政治模式愈发低效。

不久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向哈里斯递上小金槌，祝贺其成为史上在参议院平票时投下关键一票次数最多的副总统。殊不知，哈里斯的破纪录恰好印证两党议员政治立场的针锋相对。

美国现有政治模式已经走入自我耗散的恶性循环，未来须以试验的形式摸索创新。

当下拜登政府为推动符合本党利益的政治议程，却不得不在对乌援助、临时预算等方面向共和党人“低头”。

而这其中，温和派政客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这要求两党将不曾被重视的力量（青年政客、温和派政客等）提拔进入领导层，而跨党派协商、国会与白宫的合作或将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当权的精英被时势所驱，被动反思美国现有政治模式，试图在妥协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而当厘清长期问题以后，眼下最受关注的2024年大选行情就相对清晰起来。总统大选方面，特朗普与拜登的再次面对面基本已成定局，对于选民来说2024大选将是一定意义上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方面，拜登个人虽不受欢迎，但是民主党却保持着相当的号召力。因此，拜登既会调整竞选战略，让选民感受到政绩实惠，还会将颇具党派色彩的议题与人权、自由等概念捆绑，唯有此才可能赢得连任。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民粹路线上愈走愈远，支持率却不减当年。究其根本，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郊区白人群体作为其基本盘相当稳固，其再次当选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至于国会两院，共和党或可“松一口气”。

在国会大厦北翼，随着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宣布退休，共和党重夺参院控制权概率加大。来到大厦南翼，不仅数个州议会正在重划选区边界以确保共和党人当选，退休的民主党众议员数量也更多，共和党的微弱多数地位恐怕难被动摇。

当然，世界总是充满各种不期而遇，没人能笃定在倒数11个月里不会发生足以颠覆当前局面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例如，美国媒体指出2023年选举投票率有明显上升，这一趋势或意味着2024年美国大选可能出现经验之外的全新情况。

而以2024年大选作为基准，各有难处的两党也不得不为今后数年的政治布局做出调整。

对于执政的民主党来说，需培养下一代政治家，改善党内青黄不接的现状。拜登若成功连任将以82岁高龄成为最年长总统，很多人甚至都怀疑他能否顺利完成任期。事实上，当前民主党内仍未产生如奥巴马一般的明星政治人物。

一边是越发激烈的两党竞争，一边是现任总统走上飞机都要几次摔跤，民主党的眼光必须穿透本届大选，为日后早做打算。

共和党也有望在上届大选失利和党内分裂的教训中审视战略，认清“保守不等于反动”，逆历史潮流没有前景。

2022年6月最高法院“撤销堕胎权受宪法保护”裁决的疤痕效应正在下沉到各州，选民普遍视这一裁决为人权倒退，并以实际行动发声。共和党人没有预见到即使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并不赞成妊娠期随时堕胎，却也广泛支持妇女应享有堕胎权利。共和党若死守传统价值观，未来只会失分更多。

事实上，被选举政治裹挟下的两党在政治极化的同时边界却愈发模糊。

例如，民主党近期在边境政策上向共和党做重大妥协，而共和党主政各州也在与民主党合作推动州内堕胎权利合法化、管制宽松化，被舆论指为“民主党变得像共和党，而共和党变得像民主党”。

霍布斯鲍姆曾说“如果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曾经国父们引以为傲的自由之地俨然一副蛮荒景象，当旧秩序走进死胡同，这将倒逼美国在十数年的阵痛当中找寻全新的政治——这一次，美国将很难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