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亨廷顿在《民族的性格》中，提出文化/民族性格/文明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美中德日制造模式的迥异，背后实则也是生存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国民性格等的差异使然。
美国市场广阔、地大物丰，是很难要求美国人做到勤俭节约的，因此，美国制造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成熟型、资源消耗型行业上，部门齐全、体系完整、工业规模宏大。
从亨利·福特发明汽车生产流水线以来，美国人比较依赖于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率。而且，美国西部牛仔爱冒险、自由、坚韧的精神，也浓缩在了美国先进制造技术的探索中。
中国务实的国民性与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同样也映照在中国制造中。
中国人务实让制造业习惯性从1到N上发力，过去长期盘桓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中国地大物博又让制造业习惯于在劳动力红利、资源红利等各种红利中摘取“低垂的果实”。
德国日耳曼人发源于德国中部地区，因为纬度较高，光热不足，土地大多为贫瘠的冰碛平原，他们经常要抵抗饥饿与寒冷，于是形成了保守、自省、谨慎的性格，这也体现在德国制造中。
德国制造出的精密仪器如奔驰汽车、莱卡相机和朗格手表，都透露出德国制造的严谨细致。而且，从A4纸尺寸到楼梯的阶梯间距，如今时常接触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全球2/3的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DIN）”。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制造深谙必须节约，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因此，大规模地调整产业结构，从原先以生产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厚长大”产品为主的体制，转向以“轻薄短小”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在日本看到的汽车，很多都是小型车或是微型车。
日本制造还很注重通过组织的不断优化、文化建设和人的训练来解决生产系统中的问题。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以“全生产系统维护（TPM)”为核心的生产管理体系。其核心思想可以用“三全”来概括：全效率、全系统和全员参与。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在3个方面的改善：提高工作技能、改进团队精神和改善工作环境，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选择“精益制造”作为其转型方向，而非“6-sigma质量管理体系”。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凡事要讲究适度原则，正如美国过度“去工业化”、过度金融化掏空了本国的制造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长期赚辛苦钱，利薄如纸；德国人、日本人的理性和严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变得偏执和自负。 总之，“物极必反”似乎正成为德日美中制造业的通病，何解？ 综合美、中、德、日制造业各自的优点可提炼成四个点，即创新、工匠、生态、市场，再将这四个点连成“对角线”，已然勾勒出了制造业“力的平行四边形”以及未来抓手所在。 科技文明时代，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制造业已然成为各国比拼综合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实力的“比武场”。而科技的不确定性，需要工匠精神，不只是精于细节的执着，更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韧性。 此外，先进制造的发展需要优良的生态、科技创新，不仅是关键技术的比拼，更是创新体系的较量；不仅要集聚资源要素，更要推动它们之间产生化学反应、乘数效应。 超大规模市场则为各类新技术、新模式创造了理想试验场。如何在追求技术创新、弘扬“工匠精神”、构建完整生态，并牢牢把握市场需求，进而避开“创新陷阱”，将会是未来全球制造业重点关注的方向。 当然，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绝大部分产品都能达到量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中国的战略纵深为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达制造业形成复式化的产业矩阵，拉开中国制造业的纵深大格局提供了机会。 从长期来看，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又为应用技术反哺基础研发提供了保障。 此外，中国制造业既可以与西方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又可以与欠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即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串起中高端和低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