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美之间孰进孰退的决定权已经不仅在于中美，更在于时代的更迭、演变。
1946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时，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指责苏联正在往欧洲的土地上覆盖一个巨大铁幕，并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着高压控制。
丘吉尔希望和美国联合起来，抵制苏联铁幕的扩张。这场演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铁幕演说”，也揭开了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序幕。
如今，美国的冷战思维又一次卷土重来，不过这次的矛头指向了中国。
政治上，美国原本期望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会演变成追随西方的国家，却未料到，不但没能用西方的方式套住中国，反而助长了中国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无疑让西方，尤其是美国感到了威胁。
经济上，中国将市场+政府的“二人转”玩得风生水起，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美国将其视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国际关系上，美国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视为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计划”，在国际上大肆渲染，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般的逻辑及带有偏见的判断使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均强调来自中俄的“战略竞争是对美国自由与繁荣的首要挑战”。
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声称，中美关系可视为“文明冲突”；去年10月彭斯对中国的全面指控更是赤裸裸地撕去面具，被看作是当年的“铁幕演说”， “中美冷战序曲”似乎已经奏响。
01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新冷战吗？
这不免令人担心，中美之间会“大干一场”，一场苏美当年那样的新冷战将要发生。
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苏美对抗之间存在着三点根本性区别。
首先，中美竞争并未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
苏美冷战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竞赛，是资本主义压倒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问题。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制度从本质上处于对立状态。
现如今，中美虽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模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自中美建交以来，意识形态让位于力量挤压下的实用主义，中美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更何况，中国既不拉帮结伙，也不搞意识形态扩张，中美绝非苏美那样“你死我活”的关系。
其次，与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为争夺全球霸权所展开的竞争不同，如今中美两国对领导权的争夺相对较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势力均衡，世界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日力量瓦解，英法降为二流国家，欧洲产生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对欧洲的控制、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成为苏美争霸的焦点。
如今，美国仍未放弃主导世界的野心，但特朗普连续退群、挑起贸易摩擦等多项举动大幅透支美国多年积攒的国际信誉，美国领导力已有所削弱，传统盟友体系日益松散。
即便是追随美国发动新冷战理论上存在可能性，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愿也无力支付这些盟友追随的成本和代价；而且，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战略初衷，对美国力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无意称霸全球。
再次，与苏美的全面竞争相比，如今的中美竞争还控制在局部领域。
苏美当年形成了全方位的两极格局。政治上，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苏联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上，美国搞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与苏联对抗，苏联就搞莫洛托夫计划，扶植东欧；军事上，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建立华沙条约组织。
如今的中美之间，虽然自美国发起贸易冲突开始，双方的矛盾冲突已超过贸易，但还远远不是当年美苏之间的系统性全面对抗。
02天然冲突难以避免
虽然中美与苏美不可同日而语，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天然冲突却是古往今来难以避免的。
在历史上16次挑战国与霸权国的交锋中，12次发生了战争，4次实现和平权力转移。由此来看，一个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半道杀出的强劲“黑马”，中美似乎也难逃修昔底德陷阱。
加之，世界贸易与产业分工造就的“利益不均”，以及美国“失道寡助”之下的国际地位调整，导致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中美关系退步也是肯定的。
然而，中美冲突不会任由美国决定。今日的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远超当年的苏联。根据联合国的GNI（国民总收入）数据，苏联GNI占美国比重高峰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为40%左右，之后一直下降，直至1991年解体。中国GNI占美国的比重从21世纪开始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从2000年的11.52%升到2017年的最高点62.25%。
中国对美国的互动地位已从战略被动变为战略对等。国力的持续增长让中国将发展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美国推行的政策、动向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远不如过去。
这从美国并未如预期在贸易摩擦中占据上风、反而遭到反噬便可见一斑。
根据世界贸易咨询公司的研究，美方日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这会导致美国一家四口每年开支平均增加767美元，并威胁到近100万个就业机会。
在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中，包括调制解调器、路由器等在内的数据传输设备占比最大，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示：“消费科技产业维系了超过18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加征关税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对于美国农业，损失也同样惨重，据美国媒体《今日美国》报道，美国农民和商业领袖正在推动特朗普总统不要对华加征关税，警告该关税举措会在未来3年造成美国21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此外，美国针对华为的一系列作法，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中失分。
总体上，中国不可能任由美国“胡作非为”，如果中国也像特朗普这般找各种理由同美国闹，那中美之间的冲突、冷战、热战可能难以回避。
然而，鉴于中美目前的军事差距和政治考量，与美国“硬碰硬”对中国而言绝非上策。
03时代使然还是时代误会？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已超越了当年苏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经济竞争、军事较量，背后其实还有新时代下“第三者”在搅局。
跨国企业掏空了美国，填满了“中国”。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革，面对居高不下的国内运营成本和竞争压力，美国跨国公司纷纷改变经营策略，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成本较低、投资回报率高的海外市场，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
而处于全球成本洼地的中国成为跨企们的主要生产基地，美国由此将中国视为自身经济问题的元凶。
金融资本掏空了世界，填满了“华尔街”。美元是世界货币，绝大多数国家以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同时还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只要实行量化宽松，让美元贬值，便可轻松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和债权蒙受巨大损失，并带来全球通胀风险，自己反而赚得盆满钵满。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东南亚及21世纪初的南美洲都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回收美元的杰作。
互联网对国家机器运行釜底抽薪。诸如谷歌、苹果、BAT等信息技术公司不仅引领着网络供给，更决定了网络需求与使用，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触角几乎遍布各行各业，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
更进一步而言，互联网还削弱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权力随之转移、分散。
例如，非政府组织、特殊利益集团等越来越多的国际角色崛起，不仅在国际事务中与国家一起分享着权力，互联网甚至为其同时在许多国家行动并摆脱当地政府的控制提供了可能。
多种因素交织之下，从某种程度而言，中美如今的处境是时代使然，双方的某些矛盾、冲突也是个时代“误会”。
毕竟，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实际享受了全球化的最大好处，但因其全球逐利导致的问题和后果却由国家来承担，互联网的一网打尽没有实现“去中心”的价值追求，反倒成就了新的中心，制造新的问题。
然而，对此全世界却缺乏认知，身处矛盾、承担后果中的国家反而把矛头指向外部，激化国家间的矛盾。
04冲突趋势
但不管怎么样，国际格局如何演变、中美之间孰进孰退的决定权已经不仅在于中美，更在于时代的更迭、演变。
今天的世界早已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况，中美格局也远非当年苏美之间彼此孤立的状态，而是在众多领域有交集与“共同利益”。
年均600万人次的社会交往、约6000亿美元的贸易往来、相对稳定的军事交流与国际反恐合作、100多条双边官方对话渠道，支撑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多数时间在并行轨道上同时行驶。
同时，在如今的世界分工体系下，不同国家承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经济上的联结和渗透程度相当深刻，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
中美一旦强行脱钩，谁都无法全身而退。这便决定了中美之间难以真正割袍断义，未来双方将由接触性摩擦转为摩擦性接触，由经典的热战、冷战转为慢战、微战、挤压之战，通过挤压对方来实现力量的此消彼长。
这种挤压体现在方方面面，经济上，双方“你来我往”地进行着贸易围堵与反围堵，又打又谈。
军事上，美国不断在台海、南海区域搞小动作，企图以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遏制；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坚守国家主权是根本利益所在，在海洋时代，突破第一岛链的围堵、扩展海域的战略纵深更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双方的对峙在所难免。
可以说，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大船，已经“大到不能倒”，但航行中总会遇到风浪颠簸，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也成为新常态。并在摩擦冲突中拉开新时代的序幕。
未来，双方将在摩擦中磨合、在挤压中“接受”、在博弈中合作、在颠簸中前进。
而作为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近1/4，经济总量之和超世界1/3，双边贸易占世界1/5的两大国家，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也会引起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生态的变化，世界新经济模式将在中美竞争与勾兑中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虽然中美已经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但当今的世界绝非是两个大国的独角戏。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这些国家开始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两极多强”世界新格局已逐渐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