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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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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弱化、中日走近、中俄紧密,大国关系幕后

发布时间:2019-11-0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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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各国角色的不断切换?这样的规律又是否是永恒不破的?



大国之间的关系说变就变。


这不,美日同盟就在变味。


10月份美日两国终于签署了新贸易协定,这份协定被媒体称为暧昧的“双赢”,协议中日本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对日本在意的汽车关税领域,美国却未“有所表示”。


美国贸易专家米雷亚·索利斯称这项新协议“对日本不利”,而日本国内对这份协议也颇为失望和不满。


事实上,自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美日同盟关系明显弱于以前,安倍“拥抱特朗普”的战略在日本国内也饱受批评。


就在美日同盟关系呈现走弱之势的时候,中日关系却开始走近。


今年中国春节和国庆期间,安倍都在贺词中用中文打招呼,并且,今年国庆是安倍第一次通过视频方式恭贺中国国庆。


事实上,从去年以来,中日关系呈现积极态势,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显著增加。


在中日互相靠近的同时,中俄关系则更为紧密。


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俄罗斯送来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重生》的播出,是中俄友谊历久弥新的生动见证。


而在第16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上,当谈及中国时,普京不仅表示,“试图遏制中国是无法办到的”,还透露莫斯科正利用只有俄美掌握的技术,协助中方建造导弹袭击预警系统。


为何大国之间关系转变如此之快?或亲近、或疏远、或敌对,这背后存在什么样的规律?



国家关系总是随着时势的交替而相互转化


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事实证明,国际政治间的“对手”与“兄弟”总是随着时势的交替而相互转化,即使亲密如当下的中俄关系同样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的亲密期到60年代的冲突期,再到70年代的对峙期,80年代的缓和期,90年代战略伙伴重构期,直至如今的中俄新格局,仅半个多世纪便已走过了“兄弟”与“对手”的两次转换。


在这过程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彼此角色的不断切换?


1)政经需求。50年代,朝鲜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战争洗礼后的中国不仅早已耗尽了内存,更是遭受了禁运的外部封锁,经济形势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国内出现推翻赫鲁晓夫的浪潮下,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为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急需得到中共在政治上的支持。


由此,中苏以政治支持换经济援助一拍即合,双方关系自然加速升温。


2)意识形态。事实上,从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便已有所恶化,在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中苏论战之后,两国关系就此分道扬镳。


而随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因路线的不一致导致了“珍宝岛事件”以及“铁列克提事件”的爆发,甚至几乎由此触发核战争。


3)国家利益。如果说意识形态只是面上的原因,那么国家利益则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中苏作为两个独立的大国,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做出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共和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政党,又要按照共同的国际共产主义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鉴于此,不同的国家利益势必难以用相同的准则来约束,所谓的思想意识冲突实则是其背后国家利益无法调整和让步所致。


4)地缘局势。尽管中苏关系由兄弟变对手,最终落得两败俱伤,但地缘的力量往往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分分合合。


90年代后,中国通过政治关系的缓和走向起飞期,而苏联因失去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制衡而逐渐走上下坡路;如今,俄罗斯的大国回归之时,中国又面临美国的战略攻势。


面对美国的强势,正是两者“一升一降”的地缘格局变迁使得两国再次走向亲密无间成为可能。


综上可见,无论是当下的兄弟还是未来的对手,任何国家关系的演变过程都内置着铁定的规律,即当两个国家处于一强一弱的不平等地位时,两者的关系都将是脆弱的,一旦上述几大因素发生任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关系的逆转。


若以此推断,美日就像当年的中苏,国家地位的不对等注定了矛盾终将被激活。


一方面,日本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载体和跳板,其在亚洲板块经济影响力的增大无疑是削弱中国权重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日本的经济利益和美国的政治需求使得两者同盟得以维系。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向来通过政治压力、军事力量来获得对日经济的主动权,而日本脱离美国钳制的意图也正日益明显,一旦日本站稳脚跟,其“脱美”的政治意图显然与美国的经济利益格格不入。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俄不但政治能量相当,经济关系密切,意识形态上更早已泾渭分明,加之“制衡美国”这一地缘上的公约数,至少从短期来看,其战略合作无疑将更有耐力。


再看如今的中日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日本政府在去年10月安倍访华前夕宣布将终止对华ODA援助,意味着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


而两者国力的趋于平衡使得“中日关系升温”成为可能,美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发起贸易攻击反倒只是成了背后的导火索。



国家关系有起有伏是常态


不过既然是铁律,这就意味着巅峰过后必有低谷,分分合合自然在所难免。


就中、美、俄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来看:


其一,中国将在两次市场化进程的洗礼中脱颖而出,“5+1”的特有优势(工业化、城市化、国民禀赋、市场规模、战略纵深和改革空间)将使中国经济保持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


其二,俄罗斯未来要实现创新经济的发展则需要从能源经济中获取更多的支持,而政府为巩固政权又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性支出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支持,本就过度依赖的能源资源依附型增长模式无疑将雪上加霜。


由此推断,在创新经济和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其经济前景很有可能将是横盘中相对衰弱。


其三,美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科技革命,未来若能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势必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如若不然,美国经济还将保持横盘。


届时,当中国体量超越美国,地缘格局也将随之而变。是中俄联手抗美?还是俄美联手制衡中国?未来中、美、俄国运的势位差似乎决定了“谁是谁的兄弟”。



崛起的新变量将打乱原有规律?


或许“兄弟与对手交替变换”的历史规律在时间长河中总会不断循环,但若聚焦于未来一两个年代来看,所谓的联手与对抗或早已面临前提上的釜底抽薪而变得不可循环。


所谓循环,即兄弟与对手的角色交替仍是永恒的趋势;所谓不循环,即新的元素又会影响和异化规律。


两国关系是兄弟还是对手,当下的选择前提无不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但未来随着不同新变量的加入将会对冲国家力量,届时,国家利益的权重被稀释,超越国家的全球利益将打破单纯国与国的关系,成为新的平衡元素。


具体来看,一是第三方组织(非政府组织)。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国家不再是主宰国际事务的唯一角色。”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打破了国际政治中传统的国家中心模式,就特定领域的利益格局来看,非政府组织往往占据了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甚至可以左右国家间的谈判。


如多数国家的农业协会经常成为贸易谈判中狙击农业强国的主角,而类似国际电信联盟(ITU)更是超越了国家,将互联网规则握在手中,而其将成为统领全世界的游戏规则。


二是跨国企业。贸易全球化令企业的主权意识越来越淡泊,由于跨国集团的海外经济利益往往远大于国内市场,因此,一旦两国关系发生转向就会给其带来巨大冲击。


但正因如此,集团企业的巨大体量同时也会在经济上对顶层的政治选择形成压力,从而成为双边关系的缓解剂。


三是公益性类组织和机构。此类组织的宗旨往往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如红十字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因此尽管其自身的执行力度有限,但却可以通过在成员国间缔结条约的形式来建立统一的游戏规则,从而实现监督和制约主权国家行为。


由此可见,以上新变量的渗入将搅乱原有国家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出牌方式,而福卡也曾有预测,未来全球将进入去国家化的阶段(详见《中美关系三个十年|第三个十年》),而在这场新老变量不断混杂的浪潮中,兄弟与对手的交替趋势也将变得更为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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