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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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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将再次席卷美国?

发布时间:2019-11-0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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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随着市场经济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开启了一个百年一遇的大变局。



美国金融市场乌云密布,风险不断聚集。


首先,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2019财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早已突破学术界给出的“常态经济能支撑的最大债务占比为90%”的标准。


与此同时,截至2019年8月底,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整个2019财年(从2018年10月1日开始至2019年9月30日结束),美国的财政赤字有望超过1.1万亿美元,创新高!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只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今年7月,特朗普与两党领导人就未来两财年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其中2020财年政府预算总额较上年增长500亿美元至1.37万亿美元,2021财年为1.375亿美元。


美国持续膨胀的债务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心头大患”,不断冲击着全球信用底线。


更加危机重重的是美股。


美国市场的“失血”局面正进一步加剧股票市场的动荡。


自去年以来的资金大撤离仍在继续。今年1月加上去年12月,外国投资者两个月净卖出2572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创下2009年2月以来的最大两个月净流出。


而据美国10月17日数据,美国8月外国官方资本净流出达510亿美元,其中美债主要持有国抛售了305亿美元美债;长期投资组合资本净流出411亿美元,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净流出额。


美元流动性不足继而上演。9月17日,美国隔夜一般抵押回购利率大涨最高触及10%,创下史上单日最大涨幅,同时也刷新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高,美国货币市场利率大举飙升,美国市场惊现“美元荒”。


在此背景下,标普500股票的流动性情况正在恶化。


截至10月19日,标普500指数成份股过去90天的日均成交量已经跌到了近十年的最低点。这些股票的日均成交量目前只相当于美股市场总市值的7%左右,而2010年到2013年期间,这一比率曾经达到21%的平均水平。


成交量严重缩水,意味着一旦有抛售行情发生,投资者遭遇的麻烦就会被急剧放大,甚至可能重演去年第四季度暴跌近20%的惨剧。


曾经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大空头彼得·席夫最近在拉斯维加斯MoneyShow上发表演讲时就放言,“美联储创造出了一个比2008年更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即将破灭,尽管美联储正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但都将无济于事,美国经济即将崩溃。”


美国这一派山雨欲来之势究竟为哪般?



金融发展到极致的自娱自乐


探究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现状的原因,众说纷纭,西方专家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媒体指责从业者道德、金融创新过度及政府监管不力。


更有将锚头直指特朗普的,毕竟从几番指责美联储加息“疯了”、“精神错乱”,乃至准备任命两个市场十分质疑的亲信(斯蒂芬·穆尔和赫尔曼·凯恩)为美联储理事,都可以看出其对金融政治化运作的企图心。


这么看来,美国金融市场演化至今当真在于决策者或制度性的错误?


福卡在2009年初就曾经提出金融内置市场经济原罪,金融黑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过剩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常态。换言之,市场经济本就是制造过剩的体制。


过剩就要平仓,而解决产品过剩的方法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往往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应对经济危机、化解产品过剩,利用种种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各种衍生产品等)做到账面平衡。


但金融的本质就是钱生钱,企业一旦屈从于金融的力量,被金融所俘获,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被卷入击鼓传花、无中生有的“黑洞”。这是金融以概念为一般定价物“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


由此观之,金融发展到极致的结局早就命中注定,只不过在此过程中,金融在不同市场经济阶段表现各异。


对于处于经典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美国而言,金融早已不可逆地滑向深渊:


一、1929年因金融权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加大,放大了经济危机。


彼时恰逢科技驱动的快速增长期,在股票市场两只科技股(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引领下,加之宽松货币政策驱动,高杠杆融资购买股票成一时之风。


随着美联储政策的收紧,泡沫终于刺破,恐慌性抛售开始,开启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期间美国股市接连上演“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至1932年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9月381点下滑80%。


这场危机直至1933年罗斯福祭出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代表的金融抑制政策之后才逐渐化解。


二、2008年,历经市场经济演化的金融标志性地、全面地脱离了实体经济。


鉴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混业经营拆解公众资金和金融投资的隔离墙,恢复了融资融券,进一步发展了金融衍生品,截至2008年6月,衍生品名义价值高达672.6万亿美元。


金融已然背离了服务实体的初衷,其中最荒唐的莫过于CDS(信用违约互换),数千亿美元次级房贷却衍生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CDS。


建立在泡沫上的金融帝国毕竟有崩塌的一天,金融危机说到底就是对放任高风险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清算。


三、至此,金融在自娱自乐的路上脱缰狂奔。为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滔天洪水泛滥,到2016年9月全球四大央行就注资出了美国半年的GDP(9万亿美元)。


何况,尽管各央行纷纷出台金融遏制政策,但被普遍认为是“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


而现如今,美联储开启新一轮扩表,短期的确能抚平市场波动,但长期的结果便是泡沫再度积聚,酝酿着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第四次金融危机。


由此观之,导致美国金融市场一派风雨欲来之势的,并不是国策或制度上的错误,而是金融内在逻辑,加之金融制度放宽(以修订沃尔克规则等《多德-弗兰克法案》部分核心门槛为代表),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导致美国金融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从服务实体经济、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中介,蜕变为自我服务的金融自营交易商。




中国金融的效仿、迷失与自救


遗憾的是,出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即便是在2008年之后,我国金融发展仍带有浓厚的华尔街路径依赖的烙印,简单粗暴地把美国金融制度、交易模式和金融产品都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照单全收,在搞美式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有区别于他国的极度复杂性特质又进一步加重金融险象:一方面,老金融与新金融叠加。


传统金融发展尚未到位,如股市是资源要素配置的地方,可没想到中国当年开设股市就是为国企帮困的,迄今仍是重融资轻投资的政策市;创新金融、科技金融却肆意生长成各种投机套利、圈钱、骗局丛生的“法外之地”,可谓老伤未愈、又添新伤。


另一方面,市场与政府界面混杂。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脱胎于计划经济,并以土地和房地产等快速资产化和金融化支撑了经济崛起,以致中国金融天生就摇摆于市场与政府的天平上,并在两者的拉扯中复杂性急剧膨胀,既有制度红利的释放,又有市场化的不足,还有为国接盘的无奈,更有金融扶贫等政治任务。


于是,对美国金融模式的惯性迷信将中国带上了资本国际的极左路线,金融业发展陷入了不顾国情与现实而自由冒进的境地。


这在带动金融业迅速膨胀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混乱、失序愈演愈烈,2015年的“811汇改”据传损失惨重,可能以万亿美金计,互联网金融更是乱象迭出以致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治乱循环。而今年5月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更是敲响了警钟。


综上,一个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开启了——随着市场经济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并在自娱自乐中成为一个虹吸社会资金、人才等各种资源的黑洞,抽干实体经济。


美国金融大厦将倾,不过是金融在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发展到极致的具体体现;而中国金融险象丛生则是由于对美国金融的一味效仿、加之其自身独特的复杂性所致。




百年一遇金融大变局


幸而,金融历史岔路口已然开启。就国内而言,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国金融对内进入前所未有的“强监管”阶段;同时以博鳌亚洲论坛为标志,进入金融大开放时代。


两个标志性动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新形势判断下的政治直觉,在对金融乱象进行整肃和纠偏、对资本国际极左路线全面清算的同时,又对大环境的剧烈变化顺势而为,尤其体现出对即将到来的追求完全开放、无壁垒的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考量。


但一如吴晓求强调的“中国金融现在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要认真考虑金融改革的方向”,统筹性安排与具体操作内容仍在摸索中前进。


就国际而言,率先在新兴国家货币市场爆破、并即将在美国金融市场爆发的第四次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对经典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经济模式的终结,毕竟一些传统的金融理论和金融概念已经无法解释不断涌现的经济金融实践,甚至连金融本身也面临着重新定义;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金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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