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利店之所以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恰恰在于各大主体都未弄清楚便利店的“真理标准”。

《一家“封城”中的武汉便利店》描述，“‘封城’了，大家也都‘封门’了，相当于是把自己‘软禁’了。最开始的两天，他们还在抢必需品，到第四、第五天，店里受欢迎的东西变成了辣条、巧克力、酸奶、话梅、膨化食品……毕竟自己在家做饭也做腻了，吃泡面、煮面条也腻了，生活总需要一点调剂。”

“现在的武汉，24小时开门的地方只有三个：医院、警察局、中百罗森”。

疫情期间，便利店成了大家的“诺亚方舟”，从米面油、方便食品，到“买菜送菜服务”，便利店已远超一家零售商店的范围。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截止至2017年底，中国内地的便利店已经超过10万家。从2019年1月开始，日系三大便利店7-11、全家、罗森的门店数量均达到了2000家以上。便利店行业融资事件超过70起，至少100亿元资金涌入。

也就是说，中国的便利店数量已经突破十万家，是日本的两倍；在便利店发展的大潮中，超过70家公司运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的无人店铺加入了便利店行业激战。

与此同时，洗牌也正在加速，“最像7-11的本土便利店”的全时，在长达数月的“闭店”传闻后，最终陷入卖身境地。

那么，便利店在中国究竟如何发展？

 01

便利店的发展逻辑

说起便利店就不得不提日本。

根据日本特许经营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日本共有便利店55,743家。日本平均每2311个人就有一家便利店，24小时便利店甚至被视为“自家的另一个冰箱”。

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对于便利店功能也有一个夸张的说法：“除了生孩子以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在便利店解决”。

人们对于便利店的依赖度可见一斑，而便利店的生存发展也自有一套逻辑：

1）人均GDP与便利店增长正相关。

根据美日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是便利店的发展期；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则进入便利店的快速成长期；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则进入激烈竞争期。

1973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7-11、罗森纷纷进入日本，全家和迷你岛也在日本开始成立。

如今再来看中国，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均GDP接近7.1万元人民币，按美元算则略微超过1万美元，如此看来似乎也到了便利店爆发式增长的拐点期。

2）与高度城市化率、密集的人口分布有较大关联度。

日本二战时期城市化率为27%，1960年首次超过60%，2010年则增至91%。与之相对应，随着日本战后复苏、城镇化率提高，20世纪70年代便利店从美国被引入后迅速在日本兴起。

3）生活节奏加快。

就拿日本来说，整个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日本民众生活节奏最快的时期，由于工作繁忙，上班族逛街购物消费的时间被压缩，对效率要求越来越高，愈发凸显了便利服务成熟精细化的高附加值功能。

4）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其极致便利性。

便利店顾名思义，就是以满足顾客即时性消费、急需性消费、调剂性消费等便利性需求为主要目的，具有距离、购物、时间和服务上的便利性特征，增值服务的多样化和便利性是其区别于其它零售业态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便利店增值服务达700多项。除了一日三餐的食品和饮料供应等常规服务，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小便利店还可提供打印、买药、收发快递、水电费代缴、送货上门、ATM机等全方位的便民延伸服务，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02

 “风口过后遍地都是摔死的猪”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吻合上述发展便利店的所有条件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产业由二产向三产转型拐点，以及大消费、体验经济时代下发展“夜经济”的迫切性，似乎都预示着便利店将在中国迎来一轮大爆发。

然而，中国国情的非典性又赋予了便利店以特殊性。从顶层设计来看，政策常常“好心办坏事”，牵连无辜。

区别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便利店形成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在中国政策导向是影响便利店发展的一大命门。

虽然政策支持便利店发展却往往因“拍脑袋决定”而误杀，提到发展“夜经济”、消费型经济，政府就制定了各种政策以鼓励便利店发展；可是当“扫黑除恶”与“拆违”政策风一刮，又将沿街商业生态一刀切全部关停、拆除，打击了便利服务。

从便利店的形式来看，在中国，不单有类似美日品牌化、连锁式的“正规”便利店，还有众多聚集于社区、学校、弄堂内等街头巷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小百货、杂货铺、夫妻店等零售业态，早已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消费习惯来看，便利从线下转至线上。流量和技术开始丰饶，从模仿到超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早已惊艳全球，前有阿里、京东等各色网购平台提供琳琅满目、无所不包的商品供你选购，还辅之以便捷的物流配送为你送货到家；后有叮咚买菜、叮咚买药、盒马鲜生等30分钟商品即时送达的便捷服务，动动手指就有人送吃送喝。

至于日本和台湾地区便利店提供的手机充值、代缴电费、金融服务等均可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移动端完成，传统的便利服务在中国都由线下转向线上，如此便捷还要那么多便利店干嘛！

从发展模式来看，被资本绑架。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3.2亿人约有15.4万家便利店，平均每2077人拥有一家便利店，以此推算，中国差不多应该可以达到70万家左右，事实却是中国13.8亿人只有约12.2万家（包括加油站型便利店），平均每11311人才有一家便利店。

以此推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在增长空间，再加上政策释放的产业转型信号，从股市、楼市、传统产业等领域中撤出的过剩资本迅速流入便利店产业，马云甚至还开启了首家淘宝无人便利店。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无人便利店累计200家，投资额超40亿元，可被资本绑架的便利店却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如广州的缤果盒子门店一度多达15家，目前却已变成0家；无人值守智能便利店门店也由高峰时的4、5家，变为0家；DD粉门店从数十家变成10多家。

在政策缺乏定性、互联网科技、消费习惯、高昂店租等多重因素狙击下，便利店“风口过后遍地都是摔死的猪”。

 03

 在便利和就业中的权衡取舍

事实上，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利店之所以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恰恰在于各大主体都未弄清楚便利店的“真理标准”。

一方面，背离了便利店的“便利”初心。企业偏离便利。

要知道，中国很特殊，所有事情一到中国就变得“非典”，可企业偏偏忽视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

如上文所言，中国电商品牌本身已经足够强大，削弱了用户心理的便利预期，所有便利店所宣传的那些延伸服务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剩下的老百姓走两步路就能在楼下的小杂货铺搞定。

而且，便利店本身只是一种补充形式，以早餐面包消费为例，中国人消费的面包量只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各种早餐摊、快餐店等太多、太便利，提供的食物也太丰富，这点是便利店加热食品所替代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居民区、弄堂内已有的小型便利商业生态已经成熟，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便利超过一定的度，再面大量广扩张必然会遭遇“过剩出清”。

有关部门“忽视”了真正的便利要义。

众所周知，一来，小杂货铺、便利店等大多位于人流量大且交通便捷之处，然而满城尽是黄实线并配备电子警察盯梢，这给每天需要补货的超市、便利店也带来了“停靠难、装卸难”的客观问题；

二则，拆违和扫黑除恶说拆就拆、说关就关，本是为了净化社会治安，但却忽视了百姓的生活便利性需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大红的“拆”字，夫妻店的杂货铺、小百货也在整治中说拆就拆；

三是为了方便城市管理，“夜经济”基本上是划定某块地方集中发展，然而行政化发展便利店却是面大量广连锁化、品牌化，忽视需求的便利未必是真的便利。

就目前来看，由上至下有关方面显然还无法平衡好政策与便利的关系。

另一方面，无论是便利服务由线下转到线上，还是政策层面对于便利店的误杀，其实都忽视了重要一点：便利店的“真理标准”已由单纯的便民服务转向复式解决就业。

据凯度零售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将近700万家包括夫妻店在内的小店，它们贡献了整个零售渠道40%的出货量。其中约30%的夫妻店盘踞在乡镇、农村，46%在三线城市、县级市。

中国传统便利店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主个体化经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无论是拆违错杀还是便利由线下转线上，首先冲击的便是这部分人的就业，考虑到就业以及人口老龄化、单身人口增长等爆发的便民化需求，也意味着便利店存在有其必然性。

未来关键是能在便利发展与解决就业的服务半径内找寻到二者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倘若放在一张表里来看，纵轴是便利，横轴是就业，所有便利店业态本质上都是在便利和就业中的权衡取舍：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