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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人中将有2人是老人,未来10年养老金缺口恐达10万亿!中国养老问题有多严峻?

发布时间:2022-01-1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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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高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问题成为个人、家庭和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爱尔兰诗人叶芝写道,“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

现实没有诗歌中的浪漫,当你老了,走不动了,你将如何养老?养老焦虑如野草般蔓延。

老年人说“最无助的时候,是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录里”,中年人慨叹“还没躲过中年危机,养老焦虑已经袭来”,这届年轻人“已经去考察养老院了”,玩起了《退休模拟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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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深度老龄化



伴随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个人、家庭和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超级人口大国,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危机”。

一方面,中国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64亿人,超过日本总人口(1.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2010—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预计在“十四五”时期,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20%,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八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25%,2040年“九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0%,2050年“十普”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35%,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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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加剧



另一方面是中国生育率连年下降,少子化加剧。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创1978年以来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增速创1960年以来新低。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数量的预估,中预测假设2020年到2100年的总和生育率介于1.70—1.77,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下降到10.65亿人;低预测假设2020年到2100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1.3左右,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84亿人。

而事实上,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的1.5,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接近联合国预测的总和生育率。

根据“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随着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新一代年轻人观念改变、抚养成本上升等,中国人口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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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



当老龄化撞上少子化,直接影响就是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倍增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养老金而言,我国目前养老金模式是现收现付制,简言之,在职年轻人交的养老金发给已退休的老年人。

因此,在职年轻人与退休老年人的结构平衡很关键,平衡好了才能循环下去。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养老金缴纳者减少,而养老金支出增加,社保收支矛盾就将急剧显现。

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后下降,2010—2020年16—59岁人口占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减少了4000多万人。

与之相反,伴随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人口寿命不断增加,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2020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其中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7.37岁提高到2015年的79.4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80.88岁。到205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超过85岁。

“七普”数据也显示,中国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提高了0.98个百分点;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13.56%,比2010年上升了1.74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十普”时,8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超过1亿人!以2020年为例,在职缴费人和退休领取人的赡养比为2.57:1,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376亿元,支出51301亿元,当年收支缺口达6925亿元。

据《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2020年)预测,未来5—10年将产生8万亿—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而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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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从家庭结构来看,近40年中国家庭户规模呈持续下降态势:从1982年的4.41人、1990年的3.96人、2000年的3.44人、2010年的3.10人到2020年的2.62人,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3人以下。其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家庭出现了少子化趋势,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估计在2亿左右。

另一方面是“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成为时代潮流,“三不”年轻人增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出现,目前我国单身人口规模达到2亿多。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升高也可证明这一点。2013—2020年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1987—2020年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

再加之,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流动范围扩大,家庭成员空间距离变大。在家户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于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变革浪潮,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持续弱化。

如果说上述只是冷冰冰数据,那么真实的现实更为残酷。我国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400万人,预计到2030年和2050年,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分别达6290万人和9600万人,而失能(无法完成吃饭、穿衣、洗澡、如厕、室内走动、上下床中的至少一项)失智(如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照护压力超乎想象。

平均1位失能老人需要3名家庭成员照护,预期接受照护的平均时长为4—8年,而且是全天候照护,堪称“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六七十岁的低龄老人子女忍受自身病痛、放弃晚年生活,去照顾八九十岁的高龄父母,日复一日地面对走失、失禁、褥疮、暴躁、失忆等各种失能失智症状,身心极度疲劳,照护者与被照护者都处于绝望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在家庭照护群体中,有20%患有忧郁症,65%有抑郁倾向,甚至一些家庭照护者在被绝望击溃的瞬间,亲手结束曾坚定守护的家人的生命。在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2007—2014年间共发生“看护杀人”案件371起,平均每8天发生一起。

医学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曾照顾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妻子10年之久,不无感慨地说道“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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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需求与能力不匹配



中国“未富先老”,没有在养老上做好金钱准备,单凭养老金无力支付市场化的养老服务。

从总量上看,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为34万个,床位817.2万张,其中养老机构3.9万个,床位499.7万张;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0.1万个,床位317.5万张。

从结构上看,缺口与空置床位并存,一边是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另一边民办养老院“一人难求”。

就全国而言,近4万养老院、800多万张床位,只有200多万老人入住,意味着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只有25%,3/4的床位处于空置状态;就北京而言,近2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难求”、入住率100%的养老机构只有49家,只占10%。

阻挡在面前的墙是支付能力,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远远超过大多数老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毕竟202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在3350元左右。

以北京市为例,如果老人能够自理,大概需要5000元/月的费用,才能排队入住一个普通公办养老院;如果后期出现失能,费用将上涨至1万元。按照这个标准,北京市占70%月总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老人不具备进入养老机构的可能。

房企系、保险系的养老机构费用更为高昂,要实现“养老院自由”,攒够200万元再说。

以泰康养老为例,老人入住有两种方式:缴纳140万—300万元不等的押金,或者购买保险且累计保费超过200万元。在获得“门票”资格后,还需要根据户型缴纳金额不等的房间费(万元以上),以及物业、保洁在内的月费等。更遑论,一个要卖保险,一个要买养老服务的错位。

在险资系看来,养老院不过是面向高净值客户推销大额保单的必要场景;而在消费者看来,养老院服务本身是否过硬才是打动他们付费的根本,看似鸡同鸭讲的销售场景背后是国内多层次养老产品的市场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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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供给与需求脱节



不仅如此,一些养老机构一边预售、预租养老床位,打着“投资养老”的旗号玩庞氏骗局;另一边获取政府大量补贴——新建一张养老床位补贴1万元,改建一张床位补贴5000元,运营补贴160元/床/月。

预售型、预租型养老机构暴雷的案例比比皆是:2017年,湖南永州市老年公寓暴雷;2018年,上海大爱城项目暴雷,1940位老人的5.2亿元资金蒸发;同年,上海康乐福养老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9年,湖南爱之心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警方立案调查;2020年,江西中华情老年公寓暴雷;2021年初,湖南益阳养老院暴雷…… 

即便如愿住进了养老院,也并非完全如想象中那么美好,甚至有些触目惊心。在中国巨大的养老需求、低水平的支付能力的结构性困境之下,部分养老院被视作一个收容场所,仅仅是维持着老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

全国现有200多万老人住在近4万个养老院内,但是工作人员只有37万人,37万人中真正的护理员仅有20多万人,持证人员仅数万人。平均算下来,一个护理员要照护近10位老人,而且每天面对着“又臭又脏”的工作,以及社会意义上的歧视。

一方面,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也为了保证照护的效率,约束就成为养老院中通行的保护手段。从老人迈进养老院大门那刻起,他们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自由,也许还有尊严。随着身体机能的衰减,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点点缩小,最终被禁锢在一张床上。

另一方面,养老院也是一个残酷的“江湖”,人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处于职业“鄙视链”底端的护工决定了老人将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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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伦孝道的挣扎



更令人揪心的是,子女和老人都面临人伦和心理上的挣扎和纠结。

一,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养儿防老”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对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养老是首选,只有无儿无女的鳏寡老人才会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因此在去不去养老院的问题上,如处理不好,子女很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责。

二,对老人而言,正如报告文学《老年悲歌》中所写,“无论你年轻时容貌有多么的俊秀,身材有多么的好看,身体有多么的健康,等你老了,而且是正常的老,你必然要经历一段你痛苦无望的时间段,在这个痛苦无望的时间段,每个人都要接受别人的照顾,才能活下去。”

然而,漫长的照护却是一场消磨亲情的拉锯战,双方都高估了孝心的耐用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对“孝道”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三,独生子女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全方位的爱,但当父母老去,带来资产、时间、情感等交织的拷问。

大量80后、90后与父母身处异地,一边是父母过着空巢老人的生活,“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急难无人知”;另一边是独生子女面临工作中的激烈竞争,随时可能袭来各种父母养老困境,比如“父母突然病倒,该不该放弃工作回老家?”迷茫无助成为他们的常态。

当他们面临重要决策时,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当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可能连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有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

综上所述,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如此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挑战。

对此,中国能否成功破局?敬请关注后续会员报告。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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