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科创已成为主要国家国策发力的重要方向，这背后是原有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玩不下去了。

科创决定“国运”

科创已成为主要国家国策发力的重要方向，这背后是在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冲击下，从中国产能过剩到全球货币过剩，原有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玩不下去了。

虽然全球主要央行再次踏上了靠降息救经济的路上，但各国心知肚明，真正的破局仍需仰赖于科创力量的突破。当下，在货币上的操弄充其量不过是用时间换空间。

面向未来，谁占据科创高点，谁就能在危机洗牌中脱颖而出，科创无疑决定着未来各国“国运”。

科创的四大方向

那么究竟如何科创？至少从全球看，目前科创存在四大方向：

一是理论突破，主要集中于高校系统、科研院所等各类基础理论研究。

因为“科”是“技”的前提，前者为后者提供框架和方向，后者把前者的成果实用化。

如果没有牛顿定律和热力学定律，人类就无法获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用化的蒸汽机等）。而所谓三次产业革命正是从三次科学革命中吸取了足够的理论成果，才实现了生产生活中各种技术环节的极大进步。

尤其是20世纪创建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极大促进了半导体晶体管、计算机、互联网、激光、核能利用等变革性技术的出现，造就了信息时代的物质文明。

实际上，世界科技发展史就证明了，历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基于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其科学源头通常是新现象的发现、新概念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创建。

这样的基础研究投入大、产出无法立竿见影，不过一旦有重大突破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这也难怪各国都高度重视了，因为国家竞争力早已与基础研究水平及质量休戚相关。

对此，中国科研支出集中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仅占科研总投入的4%）虽远低于发达国家，但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基础科研产出有了极大提升。

2019自然指数（衡量国家或研究机构基础科研产出的指标）年度榜单显示，美国、中国和德国位居国家自然指数排行前三位，中国科学院、哈佛大学和德国马普学会则是全球学术机构排名前三。相较2018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澳大利亚实现了科研产出的正增长。

显然，中国在理论突破上有了弯道超车的迹象。

二是重大公关项目，如曼哈顿计划、两弹一星、863计划等，以国家需要为主导集一国之人力、物力、财力等，在短时间内依靠自主力量迅速实现重大科技攻关。

当年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美国“曼哈顿计划”就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10万多人历时3年耗资25亿美元才成功进行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结束了二战。

而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无不是“举国体制”下的比学赶超，尤其在登月计划上，苏联早于美国发射月球探测器及环月轨道卫星，但“阿波罗计划”还是让美国人捷足先登在月球上跨出了人类的第一步。

同样地，中国的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重大科技成就靠的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屠呦呦获得诺奖——青蒿素的发明就在于1967年国家机密性质的“523项目”，组织了60多个研究机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研制抗疟疾的药物。

但举国体制也出现了后遗症，最突出的就是成果归属一直没有定论，尤其在行政主导的科研机制下，出现“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产生分歧‘同室操戈’，最后走向‘同归于尽’”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即便如此，当前大国竞逐科技红利，这已非单靠企业实力或资本财力所能支撑，举国体制在市场化背景下、在科创大潮中依然不可或缺。

美国NASA的“火星登陆计划”、日本的登月计划、欧洲“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等都无不指向国家在科技竞技场上的“长袖善舞”，有些战略甚至超越了国界，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就耗费27亿美元耗时13年，最终让六国联手破译了人类密码，这就不难预见未来各国都将狠抓国家创新体系，直接站上科创舞台大展身手。

三是科创园区，比如班加罗尔之于印度、特拉维夫之于以色列、中关村之于中国，不单集聚全球高精尖的科技企业，更在政策、资本等各种要素集中倾斜下让新经济的创业企业抱团取暖，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成为全球科技进步的加速器。

上世纪90年代硅谷就在斯坦福大学鼓励教授学生创业创新（占比硅谷企业六成以上）下横空出世，成为计算机时代的“引领者”（集中全美96％的半导体公司）。

虽然当前硅巷（纽约）、硅溪（洛杉矶）等层出不穷，而硅谷也早已“无硅化”，但在谷歌、苹果及各种天使风投集聚下，硅谷已成美国培育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的重要载体，因为在那里不仅有马斯克这样的创新奇才(特斯拉靠核心电池技术逆袭；Space X超越NASA开启私营航天的新时代），更有源源不断的奇思妙想、资本赌注、创业激情和自由灵魂，科创早已“深入骨髓”。

相比硅谷的市场化、资本化色彩较浓，中国的科创园区则靠行政驱动，目前，科创园区“遍地开花”。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最多，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量为156家。

当然，科创并非建几个园区就行，关键是营造创新创业的社会生态，《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显示，2017年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95171.4亿元，占当年我国GDP比重的11.5%，这一数字在2001年为2.6%。科创园区已然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重要载体之一。

四是科幻体验的自由发散，这是科创最基本的源代码。

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科学的每一项巨大成就都是以大胆的幻想为出发点的。科学幻想是创新的灵感，因为有联想才能产生幻想，有幻想才能提出问题。问题是创新的前提，而创新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早期科幻小说就预言了潜水艇、摩天大楼、太空飞船等，如今都一一实现，若不“胡思乱想”，莱特兄弟怎能发明飞机，人类又怎能登月探索宇宙？而正因“钢铁侠”等幻想，马丁喷射包的出现开启了个人飞行时代。

孕育着人类100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创意的Google终极实验室“GoogleX”，都汇集全球顶尖工程师和科学家，以慷慨的资本、极大的自由、打破常规、大胆尝试，致力于将遥不可及、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技术（隐身术、时间旅行等）变成现实。

显然，这是科创的最前沿，要求环境极其宽松，思想极为自由，虽然这些“天方夜谭”离技术商业化太远，导致近期效益差，但边缘地带的技术突破一旦成功就可能产生颠覆效应，比如微软的hololens系统（全息眼镜）应用到医学上，就会颠覆原有书本化、实体模拟的教育方式。

甚至有时，一个疯狂的想法就可能酝酿一个新时代，比如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就带来了如此波澜壮阔的信息时代,以此回顾图灵的“假想”，可谓远期意义重大。

在此方面，中国无疑相对薄弱，尤其当中国用30年时间跟上西方300年进程，既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冥思苦想”，也没有足够空间去“浮想联翩”，只能被绑在高增长“战车”上“埋头苦干”，结果回过头来才发现“走得太快把灵魂落在了后面”。

不过，好在当前不管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已意识到这点，未来在类似临港科技新城等地方都将展开关于科幻体验等有益的探索。

只不过，目前人们似乎还依然注重理工科，认为理工科大学更接近科创，依然津津乐道于坚守“专业”，恰恰忽略跨界、混搭的好处。

殊不知，未来服务体验经济时代，当城市都经营人的欲望之时，注重逻辑分析能力的理科生反而可能被艺术家、哲学家等高概念化、高感性的人才所“替代”，未来真正善于勾兑的大师才能“游刃有余”于科创之中并“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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