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互联网、资本、工匠精神与怪咖构成了科创中心力的平行四边形，但鉴于两长两短，对角线的畸形恰恰意味在中国，科创难以举国上下、量大面广，而所谓的科创中心更是少之又少。

根据《2018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百强中，美国仍是科技创新龙头，百强占26席；中国8个城市入围；德国有9个。其中，综合评分，硅谷第一，纽约—纽瓦克紧跟其后，上海位列第17位。中国入选百强的城市除了上海，还有北京、香港、深圳、广州、台北、杭州、天津。

与之相伴的是，国内众多城市都兴致勃勃地与科创挂钩，以致创客空间、科创园区等成为很多地方的抓手。

然而，与此同时，直至今日硅谷成功之谜仍争论不休：

是靠大学集聚？可波士顿如此多研发机构，更有“硅谷之父”策划也“无疾而终”。

是靠资本吸引？“竞争力模型”鼻祖波特围绕研究型大学，以营造风投氛围来构建区域创意中心，结果都在“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败下阵来。

即便是靠政策，中国集中力量砸钱甚至以零地价、税收返还等招商引资，也难以成就一个真正的“硅谷”。

殊不知，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新加坡的裕廊又有哪个科创中心真靠简单复制就能成功？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才能成就科创中心？

尤其对于非典的中国，近年来，政策驱动创新的力度不小，可科创的失败率极高，大量创业或成“先烈”，因此，科创中心的形成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它不是政策等单独因素可以打造的，而是资本、人才、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合力。

对此，福卡认为有四大主要因素将形成科创中心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

第一条边就是互联网，它是助推科创的利器，将有利于削平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

因为互联网一下子打破了原有边界清晰、稳定的静态系统，不单突破时空局限，指数级“连接”世界，更让信息前所未有地大爆炸——近30年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信息生产的总和。

于是伴随信息不对称的消弭，知识不再藏于大学等“象牙塔”，而在互联网上随手可得，如今“一搜了事”已让“人人都能创造、共享与使用知识”，这极大改变了传统封闭、独占式的创新模式，以致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研究合作成为可能。

如今的科创不再“高高在上”，而在互联网“连接一切”中分散、开放乃至自组织，当前就有不少科研组织、民间高手等利用自由合作、共享成果、分散突破来加快创新进程，就连人类破解基因密码都集合中美等六国近千名科学家之力才能成功。

因此在互联网上，且不说中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单是伴随网络经济如空气般渗透所有行业，中国以互联网思维改造旧产业，甚至在IPV9、5G上弯道超车，就可见中美差距渐行渐近。

尤其伴随知识网络化、平民化，大量智慧借助互联网平台“集众人之力”在思想碰撞中迸发火花，进而“摧毁”了金字塔型的科研体系，以致“互联网也成了撬动知识垄断的杠杆”！

因为当初WTO一锤定音，反倒让“技术先进性的自由竞争”演变成知识产权的强权博弈（为经济利益服务），如今互联网“一网打尽”虽动了专利寡头的奶酪，却也拆除以邻为壑、固步自封的屏障，从大局看一旦把握利益的平衡点，无疑将更利于科创。

毕竟，知识产权的创立初衷就是为了激励创新！

第二条边是资本。

因为科创十有八九被“沉没”，而科技的进步就是在一步步的失败与无效劳动中积累经验才能“惊险一跃”。

正如“阿波罗登月”，若非资本不计风险与成本的赌注，又怎能熬到人类在月球上的一小步？显然，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如果说欧美等发达国家有这个资本经得起砸钱，那么积贫积弱国家搞科创主要受制于费用。好在，中国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如今又成为全球第四次金融大爆炸的主战场。

单2000-2013年间中国M2增速就以年均17.8%增长，2014年达12.2%，2015年加速至13.3%，近年来，M2增速虽然下降，但货币规模依然不断膨胀。截至今年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93.55万亿元。

显然，对于中国科创而言，钱不是问题，只不过要将钱引到科创上无疑需要政府引导。虽然两弹一星、863计划等无不指向国家资本在科技竞技场上的“长袖善舞”，但“集中力量办大事”针对的也仅是带有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公关项目。

毕竟政府资金有限，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创引导尚且不足，又如何喂饱嗷嗷待哺、面大量广的企业创新？

而欧美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科创企业，就是基于发达资本市场的“撒网捕鱼”，无数的VC/PE、资本等不停地砸钱找项目，投100个只要有1个变成Facebook、Google或特斯拉就足以抵消99%的失败成本。

因而从长远看，以资本市场支持科创，既解决融资需要与价格发现，又分散风险与成本补偿，何乐而不为？

第三条边是工匠精神，这是中国较为严重的缺失与软肋。

且不说，中国社会在经济崛起后整体浮躁，单是资本市场的造富运动，就难让人安心做技术！更别提，互联网“唯快不破”的世界里哪里容得了慢腾腾的商业模式！

于是，中国极大地被金钱短利所诱惑，深陷于“价廉物美”的山寨中，殊不知一味的低价不单引发造假，更在价格战中“劣币驱逐良币”，以致不少品牌自废武功，如今满大街的苏绣、景德镇瓷器都被大量仿制品搞砸了，就连工匠本人都在用一堆门徒仿制自己。

如此下去，工匠难寻，伪劣盛行，更别提工匠精神了。然而，工匠精神代表着一个坚定踏实、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时代气质。

当年德国也曾靠它挽回了粗制滥造的德国制造，才有了如今西门子、博世等“慢功细活”的品牌传奇；日本更是靠着工匠精神的传承，才有了全球最多的百年老店。

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月，日本国内拥有10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3.3259万家,其中超过200历史的企业有超过3000家,更有7家企业的历史超过了1000年。

如今轮到中国制造“脱胎换骨”之时，亦走到了科创拐点，迫切需要工匠精神“回归”。

好在，中国人多地广，总有少部分人能静下心来孜孜以求，比如马可之于“例外”（服装），王澎之于建筑（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李安之于电影等。

其实，中国人虽说投机取巧，喜欢走捷径，但善巧方便的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科创，德日不都是在山寨水平比肩原创之后才开始了赶超？

中国的高铁、核电等若靠原创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又哪有如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因此，某种程度看中国在北斗、量子通信、5G等领域的“自主创新”，亦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第四条边是怪咖（科创狂人），这也是中国的软肋。

毕竟中国脱胎于长期的计划经济，过多的管控挤压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与创新空间。

尤其是当今教育的流水线化与考试制，不单以考分绑架素质教育，更在各种合规中抹杀了孩子的好奇心，以致当前中国怪咖太少、常人太多。

其实，就是美国所谓的先进教育也都无法教出更多的比尔·盖茨、乔布斯，因为这些“怪咖”有着极强的求知欲与学习能力，从来不受制于常理、常规、常识，反而如疯子般对某个领域吹毛求疵，甚至达到病态的偏执。

比如马斯克骨子里的天生执拗与饥渴的创新欲，就让他要么不做，要做就是颠覆，以Tesla重新定义汽车，以SolarCity让人人都有免费电，以SpaceX与NASA并驾齐驱，并在无数次失败中实现人类首次海上回收火箭，而如此坚持就为了实现火星殖民的梦想。

这样的“疯子”即便在全球也是凤毛麟角。

中国就是少了这样的“怪咖”，不过尚有马云、任正非这样的“外星人”，阿里巴巴就甚至专门成立“M-Team”集合怪咖们将先进技术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尤其是知识共享的网络时代一旦极大释放智慧，不管是施一公等“正派海龟”、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科大讯创始人刘庆峰，还是卢驭龙（互联网众筹造私人火箭）等“民间高手”，或将在“玩科技”中形成中国未来科创的中坚力量。

局部很出挑，全局很中庸

综上分析，这四条边中，虽然资本的力量最大，互联网次之，但由于中国缺乏工匠精神与怪咖，前两者的优势并不足以弥补后两者的劣势，以致最终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出现畸形。

这恰恰意味，在中国，科创难以举国上下、量大面广，而所谓的科创中心更是少之又少。毕竟，相比资本的助推与互联网的工具作用，科创更需要怪咖与工匠精神。

这也注定，中国将在资本一哄而上与互联网的放大下出现不少的科创风口，甚至将猪都吹上了天，可猪再怎么飞仍是猪，风一旦停了，猪最终还是要掉到地上的。

因此，不管真假与否，真正脱颖而出的是稀少的鹰，大量的猪都将伴随资本沉没成为鹰的陪葬品。以此观之，不难预料届时的中国科创中心，或许局部领域很出挑，全局依然很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