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镇域经济之翘楚理应诞生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城市内，现实却不尽然。

且不说，中国四大“千亿大镇”（昆山玉山镇、遵义茅台镇、佛山狮山镇以及北滘镇）都不隶属于超级城市。

而且，2022年千强镇中，宁波有52个镇入选，苏州则有50个、嘉兴和南通各39个、常州30个、东莞28个；而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重庆和成都等超级城市都没有镇入选，广州、杭州和郑州则有一定数量的镇入选（深圳除外，其建制镇已转为街道）。

事实上，超级城市的镇域经济普遍面临四大问题：

产业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迫；镇域经济密度远不如园区经济，更需在CBD化和社区化之间寻求平衡；被过往粗放式发展模式下的历史包袱顶在杠头上，其中尤以土地高强度开发“沉疴”为最；每个镇都有其悠远的历史，却困囿于产业同质化，在历史名片转为特色增长极的困境中挣扎。

这样来看，超级城市的镇域经济似乎陷入了发展困境。

不过，福卡智库内部报告《超级城市镇域经济的挑战与迭代——4+4+4》分析认为，发展到今天，超级城市的镇域又面临时代性背景切换，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迎来了难得的迭代机遇。

就区域而言，镇域经济成为新危机的核心区。

不过，现代产业体系的再造也将使得超级大都市郊区镇域经济引来个性化再创造的机缘；后工业时代的带来也为超级城市的镇域提供了硬体验、软科技两大抓手；同时，新老基建重塑城市和产业格局也将带来镇域重塑新机缘。

从发展大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最快、投资环境最佳的两大地区，但细究起来，长三角是县域经济，珠三角是镇域经济。

其中，不论是浙江的“强县弱镇”，还是广东的“弱县强镇”，本身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但共性出路是迫切需要总体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