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此次新冠病毒堪称流氓病毒，虽然中西医结合治疗显露出积极效果，但大千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不是有限人类在有限条件下可以穷尽。

本文发表于福卡智库内参《高层内参》2020年第10期

原文标题：《新冠病毒开启不确定时代（上）——时代不确定，组织必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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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多重特性

病毒，五界（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真菌、植物和动物）之外，既非生物亦不是非生物，靠寄生宿主而介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

这种有机物种虽迄今尚无公认定义，却具有增殖、遗传、变异和进化的能力，竟可感染几乎所有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还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捉摸不定。

正如一滴水珠在太阳折射下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此次搅得天下大乱的新冠病毒就折射出更为诡异的多重特性。

一是突发性与无序性，至今尚无定论说明新冠病毒的来源。

虽然因为与SARS冠状病毒有80%的相似性，新冠病毒被推论最可能来自蝙蝠，但如何从深山老林里的蝙蝠身上传染到人类，中间宿主又是谁，这个传染链条迄今不明。

更有研究显示，华南海鲜市场还不是疫源地。钟南山院士亦指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疫情不一定发源在中国。源头不清，自然难以全面认知该病毒。

二是高传染性、破坏性大，如蝴蝶效应般席卷全球。

虽然早期迹象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是SARS的1/10，是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1/3，但其入侵能力是SARS病毒的10—20倍，截至北京时间3月16日5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62687例，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万例，速度之快足见其病原体的危险性。

而且一旦入侵成功，恶化速度极快，重症救治难度比SARS更大。

伴随美国、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疫情失控，世卫组织已将疫情全球风险评估上调为“非常高”。

三是进化快、高隐蔽性，让人类防不胜防。

因为新冠病毒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传播途径还没完全确定（呼吸道、粪—口传播、气溶胶或接触传播等），专家就已发现其有149个突变点，并发展出了2个亚型。

关键是它“欺弱怕强”，专挑免疫力低的人痛下狠手，因此，中老年及有基础病的人发病率较高。

而一旦遇强打不过，就直接缴械投降，似乎有意隐藏自身，即便多次核酸检测也能躲开，潜伏期又过长，最长可达24天（感染SARS病毒大概10—24个小时就发病），行踪隐秘到让人类在毫无症状中就已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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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糊应对不确定

如此“一躲二隐三变身”，不按规矩出牌（时间不定、长短不一），也难怪医生专家将新冠病毒贴上“流氓病毒”的恶名了！

正因新冠病毒从源头、性质到习性、机制等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人类要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无限地把握它，单纯靠西医还真难以及时有效解决。

毕竟，西医发展于工业经济，特别是得益于化学工业的发展，不断地深入分子细胞，期待彻底搞清所有的细节。

可要知道，相对于细菌有独立细胞结构，共性较多，可以针对细菌系统开发广谱抗生素，病毒没有自己的细胞结构和代谢系统，必须寄生在宿主细胞内复制增殖，这一独特性让人类很难找到只针对病毒靶点而不影响宿主细胞正常功能的化合物。

加之，病毒种类多、差异大、复制情况不一，还在变异进化，导致抗病毒药物研发困难，即便针对性地研发出来也早已是“刻舟求剑”。

更何况，此次新冠病毒迄今不知来源和传染链，连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都捉摸不透，又如何有效进行西医所谓的科学研究？

即便真等全部搞清楚，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2003年SARS病毒至今也没有对应的特效药和疫苗，又怎能一面押注西医？

但没有特效药，不等于没有治疗方法。因为在西医看来，这是一种全新病毒，需要研究病毒的结构特点，以核酸测试确诊技术来锁定，测试药物有效性或利用治愈者抗体进行血浆治疗。

但在中医看来，几千年来瘟病疫毒时有发生、温邪入侵需固本清源。而就在西医忙于发表论文、科技攻关时，中医早已一剂剂中药汤在实践中缓解症状了。

2003年爆发非典时中医就介入了治疗，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救治最大特点也是通过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来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截至2月17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共计60107例，占比为85.20%。其中，湖北省225所定点救治医院中医药使用率达83.3%，已经开放的9家方舱医院基本做到中药应服尽服。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治疗确诊病例的治愈出院和症状改善占比高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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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系统

在治疗新冠肺炎中，中西医结合显露出的积极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其中奥妙就在于：西医适合确定性、具体性、直接性；中医擅长不确定性，锁定方向固本驱邪，让紊乱的身体系统趋于平衡，强化人自身的免疫力。

相对于西医落实到分子结构，以科学研究寻根探底把源头彻底搞清，并据此靠化学药物和医疗技术来对症下药；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医自然没有实验室、显微镜，但上下五千年乃至万年有的是时间，神农尝百草在N万次的反复中相对地把握了规律，从结果反向验证。

尤其是中医视身体为一个整体，讲究的是系统的平衡，关心的是彼此的联系。

西医则不同，以工业化分工方式割裂地看待身体每个脏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虽然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专科化的精准研究，但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一旦方向错误或出现偏差，强调深度和专业化却忽视广度和联系性的危险也将被凸显与放大。

更何况，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西医是在有病的确定性前提下做事后的补救，对病毒、细菌围追堵截，以消灭为主，甚至不惜“一刀切”。

中医则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所谓的“病”是系统性失衡的体现，不止各个脏器间联系，身心之间更关乎彼此，因此，“病由心生”，中医以“内养”为主，靠人体内在的自我防御与修复能力来恢复系统均衡。

以此看，中医治未病，西医治已病，两者并不矛盾。

更进一步从人体构成上来看，西医认为人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三者组成，中医则是认为人是由精、气、神组成。物质对应精，能量对应气，信息对应神，两者只是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土壤下绽放出的两种不同系统罢了！

 04

 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实质上，中西医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经验与智慧连续迭代的产物。两者皆源自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认知。

只不过，中医诞生于五千年前的农耕文明，面对的是不确定的自然界，用药取之自然，讲的是五行阴阳、经络温寒，从《本草纲目》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基本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用经验主义认识自然。

彼时，欧洲还在巫术与上帝的召唤中。

尽管古希腊留下《药物志》、欧洲甚至还出现放血疗法，但现代西医真正的诞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植物学的大发展，以及18世纪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提出了元素这个概念加深了人类对物质构成的研究。

欧洲人早就知道鸦片能镇痛，到1804年才知道鸦片的有效成分是吗啡；金鸡纳树皮能治疟疾，1820年确定它的有效成分是奎宁。

由此，植物学和化学走到了一起，用元素、化合物来认识植物，用化学方法分离出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现代药学和现代制药业由此开端。

这里不得不提，19世纪一位彻底改变人们对疾病的基本认识的科学家——巴斯德（即巴氏杀菌奶的那位“巴氏”），他提出的病菌学说（细菌才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标志着医学和以往的体液学说、瘴气论彻底分道扬镳。

他给欧洲人树立了强烈的信心：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到致病的病菌，并可用疫苗消灭。他发明的疫苗彻底改变了人们应对疾病的基本思路，也让欧洲人不再以经验认知自然，公共卫生和医学均以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为核心。

西医由此在工业文明基础上走向了以确定性为前提、病理研究导向的科学之路。

制药的发达与医疗技术的先进，似乎让西医得意于人类能控制住疾病。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召集医疗专家小组开会称赞了20世纪50年代的成就，宣布“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已经大大扩展，包括人类对付疾病和危及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其他威胁的能力”。

甚至有声音预测：“足够的食物加之微生物控制方面的科学突破，显微镜下地球上的所有灾星都将被灭除”。

尤其当生物文明的曙光乍现，几乎让人类觉得可以随意改造自然，甚至取代上帝为所欲为。殊不知，死神的镰刀早已架在了人类的脖子上，隐隐透过“不确定性”的邪魅俯视着人类“确定性”的眼神。

从埃博拉病毒到MERS病毒，事实上，病毒的进化速度是人类的4000万倍。1989年5月科学家们在华盛顿聚会就发出警示，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远远没有被击败，相反，病毒正加剧变异，将成人类最大危险之一。

人类的免疫系统对新兴病毒一无所知，没有抗体“储备”，而疫苗和药物等医学防治手段也尚不具备。

此次新冠病毒如此严重的爆发与快速地全球性流行，恰恰是对人类蔑视自然与自以为是的当头棒喝，并警示“世界早已进入不确定的时代”。

人类自以为认清了世界，怎奈自然的进化更快，鬼斧神工岂是人力所及？

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犹如夸父追日，虽然一直在追，却怎么都追不上。这恰恰印证了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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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常态

要知道，自人类祖先诞生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和病毒起码打了25万年的交道。若把25万年当作1天，人类是在最后1分钟才开始认识这位老对手。

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原住民，“不是病毒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而是我们生活在病毒的海洋里”。照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说，“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

即便人类很聪明，可以依靠科技力量，尤其是大数据，或许能帮助预测疫情何时结束，但很难预测疫情何时发生，因为在疫情前尚无该疫情的大数据，加之，病毒突变进化，以后人类面临的每一次疫情都将是全新的、不确定的，又如何从尘埃落定的历史与知识中寻找解决方案？

就此而言，大数据本质上是“事后诸葛亮”。

即使前有经验积累的中医，后有精准治疗的西医，“双剑合璧”也难以争夺人类认知的天花板。因为世界发展早已不是历史的惯性推导，而是在不确定中非线性地跳跃。

历史的发展螺旋式上升，所谓“否定之否定”首先包含肯定，大千世界原本相通相连，然而人的知识却往往自以为是，突出自我，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人为地割裂了事物的联系，这让人类犹如“盲人摸象”般“无知”。

尽管“人定胜天”的勇气可嘉，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力量是有局限的”！可不得不说，私欲是推动世界进步的杠杆，人类痴迷于掌控世界，言必顶层设计，却很少思考顶层哲学。

就此来看，人类确实需要敬畏之心，关键在于要承认世界之大，无穷无尽，“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承认大千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不是有限的人类在有限条件下可以穷尽的，若能在大致方向、整体结构上有所把握就已很了不起了。

偏居“世界岛”一隅的欧洲人上千年来所见天鹅都是白色，就以为天鹅理所当然都应是白色的，直到1770年探险家在澳洲一上岸发现了黑天鹅才震惊了欧洲。如果说“白天鹅”（大概率事件）是确定性，在过去是常态，那么在今天，“黑天鹅”（小概率事件)满天飞，恰恰已表明，不确定性才是常态。

如今疫情仍在发酵，预测疫情周期很难，但从气候危机到难民危机，从战争阴霾到金融危机、乃至世界性经济危机，预测各类危机却是集中而至。

不管是南极融冰还是天象异常，似乎都预示人类社会将进入危机多发期，但“小荷才露尖尖角”，目前迹象既能实证证伪，又能思辨分析，危机洗牌尚有诸多依据，却也无法板上钉钉，昭示“百年一遇之大变局”降临。

IMF新总裁今年初就忧虑道“如果我必须在新的十年开始时确定一个主题，那就是不确定性增加”。

不确定性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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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既然这个时代的常态是不确定，那么人类究竟能做什么来应对不确定的危机？

从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看，对“不确定”认账并不意味与不确定抗衡，而是借助中医擅长盲打、注重体系来以“混沌”制服“混沌”、进而利用“不确定”。

与此同时，此次疫情也在警醒人类必须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更多的确定性，比如敬畏自然的共识、禁食野味的法规等。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事物的复杂性、复合型、复式性如同空气般存在。不管是中西医各有所长，还是市场与政府各显神通，组织化的力量恰恰是确定的、强大的。

因此，时代可以不确定，组织必须用“确定”，以此来锚住“不确定”。那么，即便无法预测在危机时代具体哪个危机，何时何地登堂入室，也可通过改造组织功能的弹性和韧性去应对不确定的危机了。

至于组织如何确定，以复式化怎样应对不确定，敬请关注《高层内参》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