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财富增长的现实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失败重重的本质，而这正是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二重性。

成少败多是常态

红极一时的互联网经济，尽管独角兽频出，但巨额亏损却也让投资者掉进坑里。

共享办公巨头 WeWork上市计划遭遇重大挫折，创办至今，软银已经向 WeWork 投资超过 100 亿美元，加之2018年9.34 亿美元的净亏损额，软银也坐不住了。

在截至6月份的前三个月里，Uber亏损了52亿美元，自今年5月上市以来，Uber的股价已下跌约30%。此前，它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IPO中筹集了81亿美元资金。而从6月开始，在短短3个月内， Uber仍亏损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的Uber——滴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2018年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

红极一时的摩拜单车，在去年美团以27亿价格收购后，却仅给美团带来15.07亿人民币收入，亏损高达45.5亿元。

上述种种难免让人产生疑惑，就算中国互联网经济人傻钱多，失败不可避免，为什么诸如WeWork、Uber这种美国互联网明星也深陷滑铁卢？

其实，成少败多本就是常态，只是大量的失败往往被少量成功案例的光环所覆盖。

著名风险投资家IDG的熊晓鸽曾指出：一般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十个成功两个；而在中国，大概投十个有三个是成功的，还有两三个在耗着，其余20%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更重要的是，一次成功所带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数次失败造成的损失，例如，唯品会天使投资人吴彬曾投资唯品会3000万，其获得的回报率至少千倍以上。

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二重性

实际上，财富增长的现实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失败重重的本质，而这正是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二重性——必要的无效劳动（定义无效劳动为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表达。

首先，文明的演化并非一蹴而就，而必要的无效劳动也并非金融文明所特有，这种“表面上失败多于成功，实际上成功覆盖失败”从后工业经济时代开始已呈普遍态势。

例如在科研领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以及仅有50%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为知识产权征收高额专利费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每年高通在全球范围内收取的专利费都高达上百亿美元，凭借着收取专利授权费，就让高通赚得是盆满钵满。

此外，在工业设计领域，以此见长的苹果公司，同样是凭借长时间的行不通的案例的积累才有了逼近成功的可能。

可见，高科技产品之所以具有高附加值，并不仅仅是其使用价值能够极大地满足消费者各个层次的需求，其中也包含了研发人员必要的无效劳动的凝结。

当然，必要的无效劳动成为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重要的一重性，说明其更典型也更普遍，而这与金融文明价值来源的第一重性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一来，之所以“必要”，既是经济发展、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也是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讲故事的需要。

尽管金融文明下，资本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中流动，进而被虚拟化、泡沫化，但过剩的资本仍然需要寻找到与现实经济结合的突破口，即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新的概念，否则，就是用理论和模型堆砌起来的数字游戏，像次贷泡沫，危险且“一损俱损”。

二来，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并非易事。

正如福卡一直强调的，金融文明下的劳动与工业文明的劳动不同，后者一定创造价值，而前者则不然，因为用一个概念或故事去交换别人的信任毕竟要比用货币直接兑换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失误的概率因此大大增加。

对冲失败

显然，在金融资本经济活动中，从金融危机十年一轮的大的蒸发平仓，到股市暴跌、初创型高科技企业的速生速死等，失败已经不是一个小概率或非常态的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国众多传统企业而言，借助外部资本突破产业原本利润空间和成长特性的限制，也即是通过资本的整合力实现产业升级已成为其突破的必选项。

然而，面临失败概率的增加，在结构或机制体制方面提供某种程度的灵活性显得至关重要。

比如，网易“一厂两制”，对不同产品每个产品细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做精、做专，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全球工厂店”与网易严选都是工厂电商，网易内部两个团队都在做，而且是用两种商业逻辑做。网易严选是网易电商的自有品牌，品牌归属权属于网易，制造商提供ODM设计和生产。全球工厂店用的是F2C的模式（Factory to customer，即从厂商到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品牌属于制造商、工厂，全球工厂店提供平台、市场、渠道，帮助企业独立创造品牌。

全球工厂店和严选在内部一方面形成了竞争，对外又通过竞争为网易电商业务打开更大的市场，还给不同的工厂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再如，PE（私人股权公司）之所以独占金融文明鳌头，其网络化、精英团队主导的组织结构以及良好的退出机制和风险管理功不可没。

此外，这种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还体现在管理文化上，比如，高盛保留的合伙制的文化特征，如强烈的责任共担风气，让其即使在次贷危机中也仍然盈利。

而机制上的灵活则主要指的是在激励以及财务体系上尽可能为失败预埋空间。

另一方面，总体上，中国经济相对一帆风顺地发展了这么多年，但进入新经济文明，面对改革与创新的新要求，失败、挫折自然增加，因而，能否以成熟的、宽容的方式来面对这种新经济价值观也可看作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历练。

失败的概率和现实并不会因宽容与否而改变，但不宽容，或者说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对失败的恐慌更容易滋生“伪成功”，例如科研上的学术失范，还有公共治理中的“政绩焦渴”，使得用在粉饰失败上的“脂粉费”高成本地悖逆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诉求。

如此，宽容失败，消解害怕心理和急功近利的压力才能鼓励创新，华为的研发成功率也仅仅在50%左右而已，以去年113亿欧元研发费用计算，去年有近60亿欧元是浪费了，但是，今年华为的麒麟980处理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处理器水准，这就是浪费的收获。

而且，一个宽容失败的态度甚至制度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让失败成本显性化为成功的阶梯，而不至于被人为地屏蔽。

从这个角度上看，必要的无效劳动才是成功的基础。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华为的备胎鸿蒙曾是震惊世界的亮点，而它的产生本就是以防万一的“备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