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不仅打乱了经济发展节奏，更是对社会管理的一次空前挑战。

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在应对措施、统筹能力、响应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也暴露出许多短板和不足。

首先，疫情信息预警和决策机制被动滞后。

比如早在八位医生怀疑有新的SARS发生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响应，而由于前期疫情信息公开滞后，导致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疫情爆发前期的最佳封堵期。

其次，物资调配系统存在漏洞。

在此次疫情中，武汉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管理流程的问题暴露无遗，诸如物资调配不及时、错配，以及相关物资信息缺失等管理乱象引发巨大争议。

但问题的背后其实与官方物资渠道过于单一不无关系，在国内外大量物资捐赠到位后，仅靠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两个机构的力量，实则难挑大梁。

最后，不当社会管理层出不穷。

比如，疫情发生以来，随着社区严格出入管理，一些租房居民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不让返城的人进入租住小区，涨租金、退租等时有发生；又如，部分地方以简单粗暴的封村封路来防疫，甚至引发殴打人员等管理过度事件。

而从深层次来看，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些年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重经济，轻社会管理。

相比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起步一直较晚，“十八大”以前，整体上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社会管理主体上，重政府功能，轻多元参与；在社会管理手段上，重行政强制，轻教育服务；在社会管理机制上，重单向管控，轻沟通协商；在社会管理环节上，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各地社会治理理念在逐步提升，但前期的管理惯性一时间还难以扭转。

比如，从2018年国家卫健委的支出明细来看，42.11%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用在了“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上，这其中，近7成安排给了“公立医院”，而用于疾病防疫、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等的“公共卫生”仅占到12.8%，这从侧面反映了公共卫生领域长期以来的重“治”轻“防”逻辑。

二、延续前工业时代的社会治理思维，社会风险决策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弱。

长期以来，很多地区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烙印，习惯于指令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导致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僵化、不透明，相应的风险不断累积，并在突发性事件、紧急状态中以尖锐化的方式显露出其弊端。

而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信息文明甚至生物文明时代，很多问题都可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爆发出来，治理思维的落后更将严重拖累应对风险管理事件时本应果断的决策。

三、各地发展不平衡，治理缺乏协同。

由于各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不同的经济底色造就不同的治理水平，比如沿海地区民营经济、信息经济发达，民众社会管理参与度较高，政府易于进行数字化、精细化管理。与此相反，很多地区管理方式则较为粗放；

再加上现阶段，各地并未实现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真正统一，各地管理较为分散，内部缺乏协调，导致各省市间管理难以对接，典型如疫情防控期间，不同省份的健康码无法全国通用。

此外，户籍制度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统筹也形成了阻碍。此次疫情中，通过户籍管控人口流动的作用被进一步强化，如在“所有湖北籍人员，暂时不要返程”规定下，那些拥有湖北户籍的非湖北常住人口一度因户籍陷入复工窘境，由此甚至引发了许多人“宁要广州一张床，不要武汉十套房”的感叹。

疫情终究会结束，但疫情暴露出的社会管理问题却不会完结、消失。

好在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大规模的病毒传染疫情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比如欧洲中世纪大瘟疫黑死病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而2003年非典疫情，虽不及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严重，但也实实在在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进步。

经历此次疫情，我们的治理方式也将被倒逼着改革，就比如这次疫情防控中，很多地方都把干部派到社区、小区去落实防控任务，治理重心下沉得到很大的推动。

事实上，当下各地抢人、乃至放开户籍就已经在颠覆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随着户籍制度淡化、退出，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就将被打破，这也意味着从单一转向整个区域的系统管理，基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由此面临升级。

那么，原本重在拯救房产的户籍放开，将会给社会管理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深度分析可参阅福卡智库内参《福卡分析》中《放开户籍，拯救房产？——社会管理“防疫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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