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已从经贸领域扩延到军事领域。

7月4日，美国海军“里根”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从菲律宾海进入中国南海，并举行双航母海上军事演习。这是自2014年来，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首次举行双航母军事演习。

8月13日，解放军宣布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成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此消息引发台媒广泛关注，有报道直指“台海紧张再现”。

8月14日，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正式签署协议，从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F-16战斗机。报道指出，这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向中国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此举预计会加剧中美两国间紧张关系。

自2018年3月特朗普发起贸易zhan，在两年多时间内走到今天这种局面，超乎很多人的预料。

但正如《福卡分析》2018年第11期《“世界大战”已开打——首场是贸易》一文的分析预判：

“失衡必然带来混乱，而这正是当今世界呈现出来的景象，混乱为寻找再平衡创造前提。可以预见，一场世界再平衡的大战已经打响，中美两大巨头终有一战。就此而言，贸易zhan绝非虚晃一枪，而是第一场战役。”

01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

一直以来，国内存在一种舆论，认为今天中美走到这种局面，就是“厉害了我的国”激起了美国的警惕和遏制之心。

这种说法不但对问题的分析浮于表面，且也不了解美国，更是小看了美国。

美国历来是一个讲大战略的、非常务实、功利的国家，善于谋划和进攻，信奉实力与武力，惯于运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等手段打压对手，构建和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习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最初抢印第安人的土地，之后反击宗主国谋求独立；内战结束后便把矛头指向法国、西班牙；武力打扫拉美后院；利用一次大战重返欧洲；借助二次大战威震全球；团结欧洲与华约集团打冷战；把美元挂在黄金、石油、粮食上；把美军分布在世界各战略要点上；利用谋略把苏联拖到军备竞赛的消耗战上，加速了苏联僵化体制覆亡的进程。最终成为单极格局下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

在中美之间，尽管当年尼克松访华迎来两国关系"破冰”，甚至到克林顿时期还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奥巴马时期还在提“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共识”，但意识形态之争可以被搁置，大国主导权之争却从未消失，并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渐呈加剧之势。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已经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中国虽然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碰撞，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了强烈影响，“跟着美国走，还是跟着中国走？”已成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选择，甚至是两难命题，特别是随着非洲与中国的外交快速升温，早就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朝核问题、伊朗问题等等地区争端更是深刻显露出中美之间剧烈的大国博弈。

这在自1987年至2017年30年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有所反映。

尽管克林顿时期提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美国依然不断通过在政治体制、市场开放、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对中国进行相应防范。

小布什政府更是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他刚一上台时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只是911事件后，美国战略有所调整，才将中国视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依然不放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警告：一旦认定中国的战略选择不正确，美国将“对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对冲措施”。

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更加强调合作；但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更加强调双方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

特朗普上任以后在2017年发布了其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68页的报告里33次提到中国，25次提到俄罗斯，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显然，美国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主要是基于中国可能对美国利益产生的影响，重在结果，而不简单的是任何的语言修辞和视频呈现效果。

换言之，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挑战，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转移。

以为中国只要没拍那个宣传片，不自信爆棚地写几篇文章，就不会惹毛了美国，就可以“蒙混”过关，估计只能是勾践遇到了夫差。

02搞错了化解矛盾的方向

进一步来说，中美冲突更是整个政经大势演变的必然。

总体说来，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构成中美两个大国交互与分岔的关键点。

从世界生产来看，自加入自由贸易平台WTO之后，中国凭借“全民动员”的总成本领先优势，一举坐稳了收获贸易顺差的生产国地位，而美国则属陷入贸易逆差泥潭的消费国，且这种分化愈演愈烈，至此，经典市场经济孕育出的WTO给世界带来新的失衡。

从世界消费来看，作为全球消费大国，美国消费背后支撑力量是金融，但过度消费必然带来金融过剩，再加上金融脱离实体，自我发展，演变成钱生钱的游戏，最终以金融危机的爆发来平仓，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其实是对“美国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和“中国过剩生产型增长”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更暴露了经典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中的弊端。毕竟，自由市场的主导原则就是优胜劣汰、马太效应，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大量的普通民众不断被市场边缘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之下的经济衰退，美、欧、日、中等国都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全球虚拟经济泡沫变本加厉，危机爆发后十余年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极其疲软，金融化的政府反应既无法解决问题，更无法拓展新经济模式。这都意味着，原来的经济运行套路和模式亟待调整。

对中国而言，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期的计划经济走不下去了，开启了加速市场化道路，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之后，经典市场经济在全球（波及中国）露出了机制性危机的底牌，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经典市场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尽管市场经济大方向不变，但中国市场经济的道路也面临调整。

为了破局，奥巴马当年提出了再工业化，到了特朗普更赤裸裸地提出“美国优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在某些领域也表现出回调的态势。

根本上，中美都无法回到过去，无法在原有的道路上再做大利益的盘子，都进入新的发展焦虑期。

而疫情横插一杠，更是加剧和放大了这一矛盾。

以此观之，中美冲突与其说是中美间的对抗危机，不如说是世界运行的机制性危机以及发展模式的危机。而化解矛盾，根本出路是探索出新的发展机制和模式。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将调整的着力点对准了中国，认为只要搞定了中国，就可以化解美国自身的问题。

这依然沿袭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式思维，是典型的“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然而，就人类社会来说，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往往要在经历深刻的教训之后才能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在矛盾冲突中，双方将通过不断的碰撞测试底限。这其中，台海问题注定难以回避。

那么，台海问题将走向何处？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度分析将发布在福卡智库后续内部报告《中美冲突起因与历史机缘——无法回避的台湾》。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以下问题：

· 应对中美危局的八大对策

· 从国家脱钩到数字铁幕

· 黎巴嫩大爆炸后的中东格局

· 城市化下半场如何发展

· 企业发展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