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上海抗疫，既是对上海社会治理（基层建设）能力与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上海社会应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大检验，同时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上海社会治理（基层建设）与应急管理领域的不少问题：
一是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主要体现在居委会人员能力素质不匹配，一些居委干部缺乏担当，叠加居委人员配备不足、年龄结构不合理，一些年长居委干部对“数治”系统应用不适应、对拼团模式不理解等等；
二是社区应急体系不完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防疫物资、民生物资储备不够，防疫物资匮乏主要体现在封控初期，民生物资由于供应链、物流链受阻，老百姓的“菜篮子”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是系统化应急预案不足，主要体现在对特殊人群需求（如孤寡老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孕妇、急症病人等）以及一些非常规场景（如保供大货车司机的闭环管理、援沪冷链物资的保管与及时分发等）应对失当、失措；
三是数治效能发挥不佳，主要体现为居委会、业委会等自治组织没有信息化抓手和手段（“一网统管”“随申办”的功能接口只链接到街道、乡镇一级），物业自有的信息化系统（“数字小区”、“智慧小区”、“在线物业”等）与政府的数治系统之间基本脱节（没有共享和联通功能）等等，此外还有“健康云”数据失真、“核酸码”系统切换不畅等等；
四是社会力量调动和利用不够，主要是在政府和市场顾及不到的地方，缺乏有组织、专业化的志愿者队伍和社会组织来填补，同时一些小区居民自治能力欠缺，缺乏有领导力、敢于担当与勇于奉献的“社区领袖”和“话事人”，在抗疫组织、社区保供、环境消杀、应急救济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辅助支撑；
五是舆情引导与监管不力，主要是缺乏有效、可行的体系化应对手段，“谣言”往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个别自媒体“负能量”甚嚣尘上，加之不少受众不假思索的转发，极易导致人心惶惶；六是部分社区党组织战斗力还不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上述问题的产生，表面原因是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快，短时急需与及时供给存在巨大缺口、“最后一百米”缺失与快递人员短缺、防控疫情静止与必要人员流动等诸多“两难”等，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大应急”体系缺失，不少部门局限于狭隘的应急管理（现有应急更多是“硬应急”而非“软应急”、“短时应急”而非“长时应急”），缺乏横向联动、纵向一体机制，此外应急主体主要是街道/镇的应急权责不匹配、可利用的应急资源缺失，尤其是居委会作为最末梢，基本上就是居民的“传声筒”和社区的“望远镜”，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场景时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调配，“能力不足+资源不足” 导致应对复杂局面时捉襟见肘甚至混乱不堪。
此轮疫情固然给2022年上海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按下了暂停键，也对城市软实力造成了一些困扰，但艰难的抗疫过程也暴露了上海在社会治理（基层建设）与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老问题沉疴积弊，有些问题是新问题因时而变，亡羊补牢未为晚矣，针对疫后社会治理（基层建设）与应急管理，特提出以下建议：
1、坚持高举高打、注重实事实做、优化顶层设计
1.1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场景，与时俱进，动态检视2021年出台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与2014年出台的“1+6”系列文件的适用性，及时调整、修订、完善有关细节条款，增加社会应急管理的有关内容，充实“政府-市场-社会”三角互动等政策安排，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1.2适时制定有关上海市“大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的法规，涵盖大型自然灾害、致命流行病以及战时状态等场景，根据场景分类分级并提出相对应的应对措施、应对程序、应对主体及相应权利义务等；
1.3构建“大应急管理体系”，将应急管理纳入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建立民政、商务、公安、应急、交通、住建（房管）、国资、卫健、市场监管、农业农村、财政等各部门紧密联动、有机分工、一体合作的大应急体系；在民政局设立“社会应急管理处”等职能部门；
1.4面向基层干部、公务员与居委干部及工作人员，加强政策体系的全覆盖全方位宣贯与培训，探索设立社会（区）应急管理场景试验室、治理能手工作室等研学用一体化见习场所，编制社区应急管理手册、SOP（标准化操作流程）等工具书；
2、坚持平战结合、加强物资储备、强化应急保供
2.1按照市大仓-区中心仓-街镇分拨仓三级网络进行规划，储备“紧急且重要”（响应时间短、生产周期长、保存时间长、应急需求高）的物资储备，开发全市物资信息化管理与调配平台，将粮食、食用油、输血血液、石油等民生重要物资纳入一体管理；
2.2要求各物业公司按小区规模储备消毒消杀、应急发电装备等相应应急物资；引导市民储备急救包、帐篷、睡袋、逃生绳、防毒面具以及一定周期（如30-45日）可用的“米、面、油、水、盐、纸”等应急物资、以及一定周期（如7-14日）可用的“蔬菜、肉蛋、水果”等物资；
2.3 出台措施，完善考核体系，支持地方国企成为应急保供底板，要求功能性国企在应急设施建设、人员集中转运、垃圾处置等方面承担相应责任，市场性国企在生活物资供应、能源保供、市内配送等方面承担相应责任；
2.4在G40/15/2/50/60、S26等高速公路省际交界处规划设立“异地物资接驳处”，可与既有服务区扩建、改建统筹考虑；探索外高桥港、吴淞港、芦潮港等对接外地，用滚装船、集装箱船等形式运输急需物资；市内分拨采取“防疫气泡、闭环管理”方式，开展点—点分拨运输；
2.5建立郊区与市区对口包干机制（如崇明-浦东；嘉定-普陀、静安；奉贤-徐汇、闵行……），支持有余力的郊区向市区提供蔬菜、鸡蛋、家禽、猪肉等餐桌食品；
2.6加快规划建设直升机、无人机市内输送、转运系统，支持单位或楼宇自用直升机停机坪对外开放共享（紧急状态可征用）；
3、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应用导向、深化数治赋能
3.1优化“一网统管”相关功能，将社会应急管理与服务（“软应急”）等内容纳入平台；
3.2加快推进民政“社区云”全覆盖，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着力推动有关部门（公安、住建等）之间的大数据有机共享与有序流转，探索“社区云”市场化运作新机制，做到想用与好用，提升市民使用的频率与黏性；推动开发商及物业管理公司数据与“社区云”嫁接共享；
3.3开发供基层居委干部使用的手持终端（PDA）或手机APP，建立与政府“两张网”平台及物业智慧管理平台的链接接口，确保住户及居民相关信息全面、准确、透明，同时配套加强基层干部的相关培训，提高数治应用水平；
3.4响应特殊群体需求，加大与物业服务机构合作，推广老龄人口、残障居民等居家“一只盒子”（智能呼叫器）工程，做到一键响应、快速应对；
3.5加强与有关供应商的深度合作，借助市场力量，在微信、支付宝等高频使用、黏性强、商业化运作强的平台嫁接城市服务功能，提供市民使用的多样化入口；
3.6加强数字化技术在宣传、网信、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自主开发相关监测、分析与跟踪系统，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的支持下，加强舆情有效监测与全面管理，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大力弘扬正能量；
3.7建立统一的“上海市应急互助平台”，相应开发网站、APP、小程序、端屏一体、热线等多元化应用功能；
4、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组织力量、深化精益管理
4.1 积极推行社区“临时党支部”、“虚拟党支部”等形式，更好凝聚在职党员，与非在职党员一起参与社区应急管理；
4.2切实推进居委会建设，借鉴大学生村官等做法，推行居委会主任等主要人员由大学生担任，鼓励居委会组成“青（青年大学生）老（老居民、老党员）配”，支持基层公务员到居委会挂职锻炼，建立街镇人员与社区“对口帮扶”机制；
4.3加强对业主大会和业委会建设的指导，支持“社区领袖”和“话事人”参与业委会，总结并发布居民自治典型案例，加强对高质量自治业委会及其组成人员的奖励；
4.4探索“网格化+小区化+楼宇化”相结合，坚持精益化服务、差异化施策，在应急处置时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总体原则，对老旧小区、动迁大居、国际社区、人才公寓（园区依附型或独立型）、商住两用楼、独栋住宅以及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社区等施以不同手势；
4.5着力做好发动与利用社会力量大文章，切实支持经备案的NGO、基金会、社会互助组织及志愿者组织等参与社会应急救济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