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医疗领域的反腐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据上游新闻统计，截至8月12日，2023年全国至少已有176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这一轮的医疗反腐是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式的反腐：在医院内部环节，清查违纪红包。例如陕西省纪委监委8月公布，2023年以来，通过主动归还、冲抵住院费等形式，全省累计退还患者及家属“红包”3470个。在医院对外采购环节，严打行贿受贿。某些医疗企业相关代表通过行贿、回扣等方式腐蚀掌握相关权力的医官。在医疗学术领域，严防科研经费、学术会议费等名义，进行不法利益输送的现象。据证券时报不完全统计，广西、广东、陕西、江西、山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医院相继发布通知，要求医务人员将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情况详细上报。当下，一方面，医疗领域反腐是驱邪扶正、刮骨疗伤。另一方面，医疗又是一个被严重透支且敏感的领域。可以说，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让反腐成为一盘难下的棋。

直观来说，医疗成为腐败重灾区的首要因素在于资源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的“资源稀缺假定”，任何一种资源，越是供不应求，越是让人“惦记”。医疗领域的稀缺性一是体现在医患之间数量的不平衡。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每1万人对应的医生数量是23.9人，而美国是35.6人，日本是26.1人，法国33.2人，德国45.2人，英国31.7人。这还只是广义上的医生，如果精确到专家这个层级，专家门诊常常是几百人对一人。由此自然会延伸出填补缺口的非常规行为，譬如患者给医生塞红包的现象。二是体现在药企与医院之间，药企在产量供给、商业竞争等方面的无限性与医院的有限性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药企对医官进行利益输送，背后其实有时代原因。中国医药行业还是以仿制药为主，自主研发能力弱。新药审核程序漫长，药企不愿投入研发，又不能靠品质取胜，就只能去找医院打开产品销路。如果说官场权力者容易成为围猎对象，同理，大大小小的医官也成了药企的围猎对象。据《中国税务报》报道，税务机关对某大型医药制造企业开展例行检查，发现该企业“销售费用”下的二级科目“会议费”列支金额占其“销售费用”70%以上！3年光会议费中的“餐费”就花了8个亿！在资源不平衡的基础上，医疗领域与社会期望的不平衡也为贪腐现象推波助澜。在“白衣天使”的社会期望下，医生的真实职场往往不那么光鲜。一来医生培养时间长，沉没成本大。医学学士、硕士毕业后直接就业，培养周期最短为8年，最长为11年。医学博士毕业后就业，培养周期最短为11—12年，最长不确定。二是医生收入往往不达预期。《2022年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医生平均临床收入为9.4万元/年，70%的医生表示税前临床收入在10万元以下。三是生理、心理承担大量压力。医疗是个按劳分配的行业，在体力劳动上，夸张一点说，“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在心理负担上，社会对医生全体有超出普通行业过多的期望，医疗行业要面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审视。因此，由此形成的不平衡缺口往往也让医官中的贪腐者找到心理上的理由，尽管这在反腐面前是站不住的。